“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后续的党史轨迹，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伟大共和国的历史进程。

至于主要当事人或显要人物，诸如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无疑是深远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朱德、陈毅都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和批判。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

林彪却因此次朱毛之争中看准时机写信向毛泽东表忠诚，诋毁朱德(按理说，林彪是跟朱、陈上井冈山的，朱德非常欣赏林彪这个年青军官的军事才能，遇有军事问题也经常请林来商议，还提议林彪任红四军28团团长。但林却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争的时机，通过给毛泽东写信，讨好毛泽东和诬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取得了毛泽东的好感。

后续的事实亦证明，林彪屡次把握良机，助毛泽东渡过难关，因而被选定为接班人，赢得了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的衷心祝愿，被誉为“副统帅”，享有“身体永远健康”的美誉。

然而，曾几何时，说别人“有领袖欲望”而实则自己有强烈领袖欲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

在上世纪50年代，我于北京一中就读初中期间，校长徐楚波曾在全校集会上提及：“苏联专家曾预言毛主席将享年148岁。”然而，毛泽东主席的实际寿命仅为83岁。尽管导致这一结果的种种原因不胜枚举，但林彪的叛逃无疑是促成他“英年早逝”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也揭示了长久以来被尊称为“洞察一切”的伟大领袖，对于拥有强烈领袖野心、善于把握时机的林彪，竟然也失算了。

不管怎么说，“朱毛之争”为林彪后来的发迹铺下了一条道路。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陈云共聚中南海紫光阁。

▍毛泽东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为“朱毛之争”埋下了隐患

1929年6月，红四军在举行“七大”的当时。尽管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以及派往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的到任构成了其直接的导火索，但究其根本，实则源于“朱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艰难摸索过程中所引发的诸多争议。

彼时，红四军直属的党组织机构共有三个：分别为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湘赣边界的特委以及红四军军委。其中，前两个机构不仅领导着军队，亦肩负着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责，均由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一职。至于红四军军委，其书记一职先后由陈毅同志和朱德同志担任。

在1929年2月3日的罗福嶂会议上，鉴于前委随军行动的实际情况，以及地方工作需求不迫切，加之前委与军委机构存在职能重叠，且面对严峻复杂的敌情，与会者经过深入讨论，一致同意通过决议。该决议决定精简指挥层级，并将军委机关“暂停办公”，转而设立军政治部。军队的行动将由前委直接指挥，而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前委书记兼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兼任。换言之，毛泽东同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一举措无疑为后续的争论埋下了伏笔——朱德等军事首长以及众多干部对于这种权力集中的安排，自然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这属情理之中，尽管朱德素以淡泊名利著称，然而在指挥作战的岗位上，谁不想清晰界定自己的职责，合法行使职权，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方针呢？

在探讨建军之道上，当时的领导群体中，朱德、陈毅以及担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同时兼任红四军副军长）均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与探索。然而，相比之下，毛泽东的视野更为开阔，因而其贡献亦更为显著。他站在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建军思想的高度进行探索与实践，通过深刻理解并坚持“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推动并运作相关制度。

总体而言，朱德对毛泽东的提议并无根本性反对，但在实施细节上存在分歧。例如，关于“党的绝对领导”是否等同于“党全面管理”，军队应以战斗为主还是以建设根据地为主，以及党内军内民主应如何落实等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

陈毅在诸多议题上与朱德观点相合，于另一些议题上则与毛泽东见解一致，故被誉为“中间派”。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自长汀启程，抵达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汇合之际，接获了中共中央于2月7日发布的“二月来信”。该信对红四军在乡村割据形势下的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不仅如此，还命令红四军在面临强敌之际，应分散为小规模游击队，深入民间进行作战。

至于毛泽东与朱德的具体行踪，中央明确指示：“必须毫不犹豫地与部队分离，迅速前来中央报到……”

“这种胡乱指挥，全然不顾实际，简直是要将这支队伍推向毁灭。”毛泽东愤怒地斥责，“我绝不离去！即便是用轿子抬，我也绝不退让！”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身份，向中共中央复函，对中央发出的“二月来信”中对于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评估提出批评，认为其“过于悲观”，并指出这“并非一种符合实际的思考”。

在党组织层级中，如此直接地批评中央举措实属罕见。朱德尽管对“二月来信”亦有所不满，然而，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的态度亦深感不悦。这一现象凸显了两位领导人性格上的差异。

1929年春末，刘安恭肩负中共“六大”文件的重任，自苏联归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抵达红四军，随后顺利接任了毛泽东担任的政治部主任职务。

红四军内部因临时军委的争议而陷入纷扰，毛泽东在刘安恭与朱德的建议下，无奈黯然离去。随后，在两人的推动下，红四军正式设立了临时军委。

五月底，一场关于党对军队领导问题的激烈辩论在湖雷的前委会议上展开。争论的核心议题，集中在是否应在红四军内部继续保留军委的设置。

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

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军队指挥应保持集中且迅速灵活”，鉴于战事频发且部队频繁调动，由前委直接领导与指挥，对于作战更为有利。他们认为无需设立重叠的机构，并对在纵委之上、前委之下强行成立军委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这实则是一种“分权主义”的表现。

在激烈的争论中，各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前委书记的工作难以继续进行。

前委扩会上，毛泽东提出辞职。

6月22日，龙岩城内，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议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然而，争议性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经过一天多的激烈辩论，大会最终通过了陈毅同志起草的“七大”决议案。

此决议案或许源自于终止纷争、巩固团结的初衷，“毛泽东同志受到严重警告，朱德同志则接到书面警告”。至于朱德、毛泽东的去留事宜，将由中央决定。在中央未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他们仍将保留前委委员的职务。会议最终进行了前委的改选，陈毅同志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

这结果出乎陈毅的意料，亦非毛泽东所预想。

这是毛泽东生平唯一遭逢的自下而上的落选之痛。尽管他依然是前委的委员，却不幸未能当选中央委派的前委书记。身为红四军的创建者与最高指挥官，他因追求真理而一时未被众人理解，以致失去了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对毛泽东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会议结束后，身患疾病的毛泽东，携同怀有三个月身孕的妻子贺子珍，以及另外五人，神情落寞地告别了红四军。他作为红四军前委派出的特派员，前往闽西特委，肩负起指导当地工作的重任。

7月中旬，陈毅遵命告别红四军，辗转厦门、香港，最终抵达上海，参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

朱德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而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恢复职务。

“七大”会议虽已落幕，然而红四军所面临的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反而愈发显得棘手与严峻。

在连续于闽中展开攻势及东江冒进作战中屡遭败绩，质疑之声四起，军心亦随之动摇，众多官兵甚至纷纷提出转赴地方工作以避战事的请求，红四军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时任前委代书记的朱德，迫切希望统一思想，解决存在的问题。他在九月下旬于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旨在借此机会整顿部队，强化建设，以促进工作与战斗的顺利进行。然而，“八大”会议仅以“无组织状态”持续了三天，对于所有议题，最终仍未能得出任何实质性结论。

此刻，朱德与众多同志共感，他们从实践中深刻领悟到了毛泽东所坚守的政治原则的宝贵价值。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无疑离不开毛泽东的引领，而确立政治领导的核心，同样离不开他的智慧和决策。

在会议进行之际，众多支部纷纷提议，恳请毛泽东重返岗位，重新执掌前委工作。朱德同志毫不犹豫地表示赞同并给予全力支持，随即郭化若同志着手草拟了一封邀请信，旨在邀请毛泽东同志回归职位并参加“八大”。

然而，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反对了那种敷衍了事、模棱两可的所谓“陈毅主义”，并指出：若红四军党内的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则不宜随意返归；加之自身健康状况不佳，故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八大”。

在党委的坚持下，毛泽东身患重病，依然乘坐担架前来出席“八大”。然而，当他抵达会场时，会议却已圆满落幕。

继此，朱德为毛泽东寻觅了上杭之最佳居所——上杭临江楼，以供其静心疗养。在贺子珍的悉心照料与当地名医吴修山的精湛医术下，毛泽东的病情得以显著改善。

▍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朱毛之争”在中共党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影响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后续的党史轨迹，也对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作用。

就主要当事人或领头人物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而言，其影响力尤为显著。

林彪为部队题词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朱德与陈毅均遭受了严峻的冲击与批判。

当时，“打倒三反分子朱德”、“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是黑司令”(朱德在朱毛之争中批评毛的话成了“文革”时他反毛的主要证据)、“打倒三反分子陈毅”(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取代毛成为前委书记，被认为是反毛的主要证据)等标语铺天盖地而来，陈毅多次被批斗，朱德的批斗大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进行中，后因毛泽东的干预，陈毅的批斗大会被中止，朱德也幸免于难。

林彪却因此次“朱毛之争”中看准时机写信向毛泽东表忠诚，诋毁朱德(按理说，林彪是跟朱、陈上井冈山的，朱德非常欣赏林彪这个年青军官的军事才能，遇有军事问题也经常请林来商议，还提议林彪任红四军28团团长。但林却另有打算。他利用朱毛之争的时机，通过给毛泽东写信，讨好毛泽东和诬陷朱德，暴露了自己的丑恶嘴脸)，取得了毛泽东的好感。

历史的发展证明，林彪此后屡次成功把握机遇，助力毛泽东化解困境。因此，他得以被推选为接班人，并被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共同祝愿，愿其“身体康健”，尊称为“副统帅”。

林彪中央全会作报告

然而，曾几何时，说别人“有领袖欲望”而实则自己有强烈领袖欲望的林彪叛逃摔死；此后，毛泽东的健康每况愈下。

在20世纪50年代，我正值北京一中的初中时光。那时，校长徐楚波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曾提及：“苏联专家曾预言，毛主席将享年148岁。”然而，毛泽东的实际寿命仅为83岁。尽管导致这一结果的种种因素众多，林彪的叛逃无疑是他过早离世的一个重要诱因。

这也表明，长久以来被尊称为“洞察一切”的卓越领袖，对于怀揣强烈领袖野心、善于把握时机的林彪，实乃失察之误。

不管怎么说，“朱毛之争”为林彪后来的发迹铺下了一条道路。林彪是“朱毛之争”最大的赢家。

在经历“朱毛之争”之后，朱德在党与军队中的角色未能如先前那般充分施展。当1929年11月底毛泽东重返红四军时，朱德向他诚挚致歉道：“我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存在偏颇，给您的心灵造成了伤害，恳请您予以宽恕。”（毛秉华著述：《天下第一山》，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

此后，朱德在党内与军中，秉持着少言为佳的原则，尽可能避免多言，更不轻易开口，全心全意地捍卫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与崇高权威。

此次游览井冈山的大井朱毛故居，工作人员向我提及，在上世纪60年代，朱德重返井冈山之际，有人询问他关于大井住地的确切位置，朱德便回应道：“有毛主席的故居足矣。”

朱德喜兰。

在妥善化解“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调解矛盾才能。

1929年，对于毛泽东、朱德以及周恩来三人的关系而言，实乃具有非凡意义的年份。

在那个岁月，毛泽东正值36岁年华，朱德年届43岁，周恩来则风华正茂，31岁的他。他们正处于人生智慧之巅，于革命道路的崎岖探索与重大抉择面前，彼此间的情谊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与锤炼。

周恩来在“朱毛之争”尖锐化的过程中，固然不能完全摆脱责任，然而，他在处理这场关乎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事件时，展现出的卓越调解才能，亦起到了缓解矛盾的作用。此事对三位领导此后数十年间的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六月接获毛泽东就“二月来信”的回复之后，周恩来并未如大多数人所想，认定毛泽东是在与党中央唱反调，反倒是深感毛泽东的批评颇具道理。身为中共党内当时的最高军事领导者，周恩来展现出的这种民主风范，显得尤为珍贵难得。

于6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指出，“二月来信”中提及的关于分散红军的观点，确实存在一定偏差。对于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央“六大”期间提出的分散红军的提议，周恩来认为其未能充分了解中国国情，因此中央应当果断调整分散红军的方针。

8月底，陈毅历经波折抵达上海，向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在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委托陈毅代为执笔，草拟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世人熟知的“九月来信”。信中对朱德、毛泽东两位同志进行了公正的评议，并决定继续留任他们于前委岗位。

在与陈毅的交谈中，周恩来再次郑重地叮嘱陈毅，返程后务必邀请毛泽东回归，继续领导前委的工作；应组织一场会议，旨在廓清思想迷雾，辨明是非曲直，达成共识。如有可能，最好形成一份书面决议，以便众人有所遵循，依照规定行事。

周恩来、陈毅夫妇

陈毅对周恩来充满了由衷的敬佩。即便时过境迁，陈毅仍对那段往事记忆深刻，他曾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及，在上海的两个月时光，对他而言，宛如两个月的进修班。当他带着“九月来信”以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的口头指示返回红四军，面对毛泽东写给红四军“八大”的“打倒陈毅主义”的信件，他并未感到丝毫委屈，反而坦率地承认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朱德坦率地表达了他的诚挚之意：“过往的误会，我愿予以撤回，我们热切邀请毛先生归来。”他随即与陈毅携手，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传达了他坚定不移的诚意。

此次，毛泽东对周恩来亦甚是敬佩。接获陈毅之信及中央的指示后，他立刻消解了前嫌。虽身患未愈，毛泽东却在11月26日心绪愉悦地抵达了前委的驻地进行地汀州。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革命先驱再次紧紧握手，欢声笑语，重拾旧日情谊。

11月28日，毛泽东满怀喜悦地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我的身体已经康复，按照中央的指示，现正投入到前委的工作之中。”

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位领导人严格遵循中央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即“召开一次会议”并“形成一份书面决议”，于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会议进程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政治报告，朱德同志则就军事议题进行了阐述，而陈毅同志则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据此，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在随后的选举中，毛泽东同志再次被选为前委书记。

在化解“朱毛之争”的过程中，周恩来彰显了卓越的调解才能。面对“朱毛分歧”，他并未选择改组或更换领导人，而是反复强调需强化前委的领导作用，以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威望。尽管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与朱德在个人层面关系尤为亲密，但在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矛盾中，他坚守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

朱毛红军在重修旧好的基础上，再度焕发出勃勃的战斗生机，再度踏上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途，接连挫败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会剿”以及第一、二、三次“围剿”。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之际，毛泽东同志抵达瑞金叶坪，与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功会合。随后，于1930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

在毛泽东与朱德的英明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在赣西南和闽西地区持续扩大战果，将长期分隔的赣南与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成功连成一片，从而构筑了一个以瑞金为核心的稳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该根据地总面积超过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二百五十万，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