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如何结识江青？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

陆定一同志担任的正部长职务并未发生变动，他依旧坚守在中宣部，致力于部门工作。同时，他被赋予了参与中宣部领导层每周定期举办的“部长办公会议”的荣幸。

然而，实际上，中宣部的工作是由胡乔木同志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双重身份负责领导的。

在那个时期，中宣部下辖数位副部长，除了胡乔木外，还有徐特立与陈伯达的身影。

徐并未出席过任何一次会议，而陈在中宣部的工作也多属名衔虚设，仅偶尔出席过一两回会议。

在中央宣传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上，胡乔木毫不犹豫地占据了主席席，认真聆听汇报，引导讨论，并分配各项工作任务。

在每次会议中，陆定一总是准时出席，与参会处级干部们共坐一席，面容严肃，毫无笑容。

胡乔木对待陆定同，就如同对待处长们一般，对他分配了工作任务。

陆定一沉默接受任务。

此类情形，历时既不长亦不短，于我记忆中，恰如一年有余。

显然，是毛泽东同志导致了中宣部面临如此局面，胡乔木是无法作出这一决定的。

我与江青的相识，若不将1942年那段同行的陕北绥德之旅计算在内，便始于1951年。

江青当时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我与她曾多次共同出席此类部长级别的办公会议。

关于江青担任电影处正处长的经历，我的记忆极为清晰准确。

叶永烈在其著作中提及，江青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仅担任中宣部副处长的职务，此观点实为谬误。

1951年，中宣部设有数位正处长。其中，文艺处的正处长由丁玲担任，而宣传处的正处长则是陈克寒。

电影原本无需独立设立一个部门，然而，时任中宣部主管的胡乔木提出，建议江青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正职处长。

胡乔木向毛泽东书面汇报此事。

1951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此文件质量上乘，可依照此执行。”同时，他也提出了疑问：“关于江青是否适合担任处长一职，有必要重新审视。”

胡乔木最终决定赋予江青电影处正处长的职务。

然而，中宣部电影处规模颇为紧凑，并无副处长一职，仅设有两位干事，一位是钟惦，另一位则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此外，还有一位负责办公室事务的非党员员工，名叫沈美理。

江青鲜少亲临，她交托给中宣部电影处的工作人员执行的是日常观影任务，涵盖各式各样的影片。然而，一经布置，她便不再过问。

江青在家看电影。

此刻，毛泽东同志正致力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电影处的工作重心，也主要集中于此。

中宣部电影处的历史并不悠久。不久前，江青因身体原因宣称不再出席，随之电影处便随之淡出了历史舞台。

当毛泽东命江青前往山东开展对“《武训传》事件”的调查工作时，她化名“李进”执行任务。

起初，我将其视为一个随意的笔名。然而，在1961年5月，毛泽东先生挥毫泼墨，创作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诗篇，其中再次出现了“李进”这个名字。至此，我方才意识到，这绝非偶然，我的看法不能再停留在最初的肤浅理解上。

我始终未能厘清“李进”与江青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联系。

02

江青最初的姓氏为“李”，原名“进孩”，后更名“云鹤”。

我与江青七十四载的恩怨情仇》的文章。

徐明清女士至今健在，年事已高，已届94岁高龄，身为农业部的一名退休干部。她亲口讲述了个人过往的历程，由任秋萍女士执笔，将这些珍贵的历史片段记录成文。

74年前，江青曾是徐明清青春时光中的一位亲密挚友。

1930年4月，徐明清因投身于彼时的革命浪潮，在南京沦为警方追捕的对象。无奈之下，他离开南京，抵达上海，并在陶行知先生所创立的“晨更工学团”中谋求一席之地。

此刻，江青亦身在上海，经田汉的胞弟田沅引荐，两人得以相识。田沅还期望徐明清能够邀请江青加入“晨更工学团”担任工作。

鉴于江青孤身一人，徐明清便将她引荐给了同住一阁楼的宁波女子李素贞。自此，徐明清对江青的了解日渐深入。

江青亲自向徐明清透露了自己的身世背景。她提及，“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经营一家木匠铺，生意颇为兴隆。他纳了两房妻子，而她则是庶出的女儿。她原本的名字叫做‘李进孩’。在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认为这个名字不够雅致，加之她身材高挑、苗条，双腿修长，便为她取了‘云鹤’这一名字。”

江青将这段身世娓娓道来，徐明清与李素贞闻言，不禁相视而笑，笑声中洋溢着喜悦。

阅读了《中国老年》一文后，我对江青与“李进”之间的关联有了清晰的认知。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对《武训传》展开调查时采用“李进”这一化名，以及1961年毛泽东创作《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时再度启用“李进”之名，其背后原由在于她深知自己曾有一段名为“李进孩”的过往。

03

与俞启威同居后，嫁给了唐纳。

至于江青的生平，目前我们叙述的仅止步于她从“李进孩”更名为“李云鹤”的阶段。然而，江青的故事，真正的篇章才刚刚拉开序幕。

徐明清继续口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明清逐渐察觉到，那看似平静且快乐的李云鹤，每当独处时，总会不自觉地唉声叹气，目光紧紧地追随北方的方向，手中紧握着一封书信，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不久前，徐明清在打扫地面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封落在地上的信件。信的开头署名是“进子”，而结尾的署名则是“小俞”。信中满载着诸如“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之类的温馨话语。

在将信物归还给李云鹤之际，方才从她口中获悉，这封字字句句倾注真情的信件，实乃她的恋人俞启威所书写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加入了上海各界群众共同举办的“一·二八”事件两周年纪念游行。在此过程中，俞启威与李云鹤先后遭遇跟踪，意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迅速撤离上海，前往北平。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下，众多联络线断裂，李云鹤与徐明清自失去联系以来，音讯全无，徐明清心中忧虑良久。

李云鹤返抵上海后，特地前往“晨更工学团”探望徐明清，遗憾的是，徐明清亦因避难而离此他去。同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会晤同乡之际，不料因内奸的出卖，突遭逮捕。

传闻李云鹤被拘押于看守所之中，然而，叛徒并未对其予以指证。

由于她自称是教员，特务便将她一同押送至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在那里，她遇到了该部门的干事钟绍琴，在钟绍琴的证明下，她的身份得以核实，确为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的教师。最终，因“证据不足”，她得以被释放。

近日，徐明清接到了小俞的一封信，信中提及李云鹤出狱后暂居于其家中，情绪低落，忧心忡忡。小俞希望能有徐明清的陪伴，因此向他伸出了援手，希望他能够前往探望。

徐明清急速赶至俞宅，一见到李云鹤，不禁大感惊愕——李云鹤宛若脱胎换骨，脸色铁青，语调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急促，时而缓慢，且持续低烧，精神状态显然异常。

俞家已明确下达了逐客令，坚决不接纳李云鹤，这让小俞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近期所遭遇的拘捕以及随后的俞家生活，对李云鹤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

面对同志与好友的深切哀痛，徐明清心中倍感沉重，遂毅然决然决定将李云鹤带回自己的故乡静养。

乡邻们对李云鹤关怀备至，纷纷对她这个远道而来的北方姑娘表示同情。徐明清的父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郎中，他仔细为李云鹤把脉，诊断她患有肺痨。随后，他为她开了一剂中草药，希望借此为她带来康复的希望。

不久，徐明清的堂侄，一位毕业于北平军医学院的西医，返乡举办婚礼。他赠予李云鹤一些西药，并嘱托徐明清前往城中购置，以便她服用。

于是，在中医与西医的有机结合下，加之徐明清每日陪伴李云鹤外出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健康状况得以显著改善。他的面色逐渐变得红润，性格也变得开朗，言语间不再含糊不清。

岁末之际，俞启威传来消息，告知他已在北京大学开启了教学生涯，并热切期待李云鹤能归宁北平共度佳节。徐明清慷慨解囊，筹集了路费，亲自送李云鹤踏上了前往北方的旅途。

李云鹤含泪告别了徐明清，以及那位对她关怀备至的徐家。

在此，我想补充提及俞启威，他后来更名黄敬。

我与黄敬未曾有过直接交往，然而关于他的事迹，我却有所耳闻。据我所知，他在1935年冬季，正值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之际，曾担任该运动中的党派领导职务。

1936年，党中央派遣刘少奇同志赴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一职。彼时，黄敬同志担任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于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我得知黄敬同志系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随代表团赴延安，参加了同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该代表团成员包括彭真及五位同仁，他们分别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此外，还有一位来自工人阶级的代表。

自国家成立至今，我与黄敬未曾谋面。然而，我目前居住的寓所，恰巧曾是黄敬及其夫人范瑾，以及他南国社的姐姐曾经寓居之地。

随后，黄敬担任了“国家技术委员会”的主任一职，而我则投身于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服务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最终合并，组成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然而，彼时黄敬因疾所困，无法投身工作，以致我与他的面缘始终未能成真。

04

在抵达延安之前，江青曾是上海影坛的一线电影演员，不过资历尚属中游。

1936年8月，徐明清得知李云鹤已更名为蓝苹，晋升为上海电影界的璀璨明星，且已与俞启威解除关系，转而与电影圈的唐纳喜结连理。

近期，我有幸拜读了郁风先生所著，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收录的《蓝苹与江青》一文。

郁风表示：在1935年至1937年期间，蓝苹在赴延安之前，始终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忠实成员。

那时，正是陈波儿、吴佩兰与本人，在一位中共地下资深党员的引领下，我们自发筹集资金，努力拓展人脉，逐步建立起党的外围组织。随后，该组织公开招募会员，成员数量迅速膨胀，多达数百人，并开始分组开展活动。这里汇聚了来自中学、高中乃至大学的女学生，各行各业的职业女性，包括全职主妇、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以及活跃在荧幕前的演员和笔耕不辍的作家。

蓝苹自1935年秋季便较早地投身其中，她的参与热情尤为高涨，每周至少一至两次，她都会前来协助工作。那时，她总是以两条俏皮的小短辫束发，身着蓝布旗袍，素颜不施口红。

彼时，她初入电通影片公司担任演员，系由陈波儿引荐而来。她迅速将我们视作知己，展现出极大的热情。

彼时，陈波儿已成为主演《桃李劫》的知名影星，其声望远超蓝苹。

彼时，电通公司正致力于拍摄《自由神》，该片由王莹担纲主演，而蓝苹在剧中仅扮演了一位并不起眼的配角——女兵。

郁风乃年龄最轻者，年仅十九，或许亦是众人中最为纯真的一个。

蓝苹与郁风仅相差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中，她似乎更倾向于与郁风亲近。每当会议结束，她常与郁风并肩漫步于霞飞路，边走边聊，言谈间洋溢着无尽的欢声笑语。

蓝苹视郁风为政治上略显稚嫩的同侪，曾神秘地传授给郁风如何应对特务的跟踪手段。

临近离别上海之际，郁风方才从引领她的那位人士处获悉：蓝苹与她相似，同样在一所冠以女青年会名义设立的女工夜校担任教师。

1936年伊始，业余剧人协会计划编排宋之的新作《武则天》，导演团队经过挑选，最终决定由郁风出演该剧中的B角。然而，郁风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

尽管遭遇挫折，导演并未放弃，他不断劝说并动员各方。蓝苹也全力以赴，竭力促使郁风答应参演。身为业余剧人协会的一员，她对这出戏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她不仅帮助郁风背诵台词，还一同深入探讨人物的性格特点。

在“文革”时期，江青对女皇武则天推崇备至，这源自于最早为武则天正名的戏剧所埋下的种子。

在70年代，江青曾对前来拜访她的维克多坦言：“我自21岁那年便一夜成名。”她所指的，正是1935年她年方21岁，在业余剧人协会中担纲主演易卜生经典剧作《娜拉》的那一时刻。

郁风写道：

实际上，蓝苹直至在《大雷雨》中成功塑造了卡特琳娜这一角色后，方才开始声名鹊起。此后，联华公司的著名导演蔡楚生才邀请她出演电影《王老五》，在片中扮演王老五（由赵丹饰演）的妻子——一位缝穷的姑娘。

在此之前，尽管她曾在电通公司参演过几部作品，但这些角色都只是寥寥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一部是由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饰演的角色仅是某男演员的恋人，镜头寥寥，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男演员是唐纳。

郁风提及了蓝苹的一件事。

1936年，在三八妇女节之际，上海的女性团体推出了一部独幕剧《婴儿杀戮》，该剧仅由一名演员与一两名配角共同出演。蓝苹毫不犹豫地接受挑战，担纲饰演那位因失业而痛下杀手、亲手杀害自己婴儿的女子。

郁风笔下的文章细腻入微、具体详实，且充满真实感。其中所涉及的诸多信息，徐明清或许并不全部知晓。若将这两篇文章相互参照，便能对江青的一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赵丹携手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六和塔见证了他们浪漫的集体婚礼。

约莫一个多月之后，报纸上公布了一则消息，提及三对影视明星在杭州的六合塔下共结连理。他们分别是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陪同他们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以及李清。

各类媒体新闻图片遍及。

一周之后，上海城内更为轰动的是一场由影剧界同仁所倡议的茶点婚宴，它于八仙桥青年会盛大举行。众多一线明星悉数莅临，其中包括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阵容堪称豪华。

余兴之中，我们欣赏到了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精彩独唱，同时，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也令人陶醉。

“六和塔下，影影相随，共铸情谊。决战情场，勿忘胡骑逼近长江……齐心协力，共赴沙场……”这些词句，始终铭记着抗日救国的使命。

蓝苹和唐纳

不料仅一个月后，婚姻便遭遇裂痕，蓝苹与唐纳关系破裂，她匆匆返回济南。唐纳紧随其后，竟在济南的旅馆中企图自杀，幸得及时救治，此事顿时在城中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那些小报，纷纷以“水性杨花”的罪名对蓝苹进行讽刺和指责。

业余剧人协会在呈现《武则天》一剧之后，紧接着便投入到《大雷雨》的排练之中。由章泯执导，蓝苹全情投入，潜心排演，担纲女主角卡特琳娜的角色。

郁风提及，在业余剧人协会的交往中，我屡次与章泯相逢。他身材适中，身着一套略显陈旧的西装，看上去略显苍老，言语不多，气质深沉。与那位身材高大、风度优雅、待人热情的唐纳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章泯的名声不及蔡楚生、史东山等人物那般显赫，但在话剧界的专业人士眼中，他对戏剧的造诣与导演才华均属上乘。

《大雷雨》的首演早已落至1937年初。随后，娱乐圈内悄然流传着蓝苹与章泯秘密同居的风声。而唐纳亦在此时经历了第二次乃至第三次自杀的危机。

章泯早已为人夫，且膝下有位八九岁之子，这一点蓝苹自是清楚。

某些女演员不惜以牺牲自己的清白为代价，勾搭导演，以期换取登上舞台成为主角的机会。

自然，这样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无论是上海还是好莱坞均不乏其例。

据知情者的透露，章泯自起初便主动邀请蓝苹出演娜拉，便已对她心生赏识。两年之后，再度携手编排《大雷雨》，两次合作的默契逐渐演化为爱情，实乃水到渠成之事。

毋庸置疑，家庭破裂所带来的悲剧，责任在于双方。

在完成赵丹与俞佩珊演绎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幕后，章泯未待剧目公演，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上海。紧接着，蓝苹亦追随而至，赴延安。而后，章泯抵达重庆，并与妻子重归于好。。

在“文革”期间，凡与当年的蓝苹有所交往的朋友均未能幸免于难，即便是曾长期为她服务的女佣秦桂珍亦未能逃脱厄运。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章泯却奇迹般地未受牵连。

上述内容，大致涵盖了蓝苹在上海那段岁月的全部生活历程。

她的声名鹊起，实则是源自于那些沸沸扬扬的绯闻，而非明星本身的耀眼光环。

当然，那些传闻并非她有意为之，以博取名声。她内心深处渴望全力以赴地演绎好每一出戏，对电影的热情亦不甚浓厚。她一门心思只想在舞台上展露才华。尽管她出身平凡，志向却高远如天。然而，我敢断言，她未曾料想，日后竟会将整个中国视为自己的舞台，在那里风生水起，演绎出惊天动地、流芳百世的传奇大戏。

有关蓝苹（江青）与唐纳之间的传闻，即便我向来对这些流言蜚语不甚关心，当年也不知为何，耳畔竟不经意间飘过了几则零星的议论。

近期读过郁风所著《蓝苹与江青》一书，我方始洞悉为何此类消息能够传入耳中。

05

1937年，江青抵延安。

徐明清口述的文献记载，在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翌年的年初，即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正式成立，徐明清同志则被任命为市委的委员。

那是一个七月下旬的午后，蓝苹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徐明清的面前。她坦言，自己在上海无所事事，而且已经与唐纳结束了关系。

徐明清将蓝苹的境遇向党组织进行了详细报告，不久之后，蓝苹便获得了前往延安的许可。自那以后，她更名为江青。

亦是在1937年的某一天，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刊登了一则消息，报道了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抵达延安，名单中赫然有江青的名字。自此，江青的名字便未曾有所更改。

徐明清深知蓝苹更名为江青的用意，其寓意便是“青出于蓝”。

自江青抵达延安次年，即1938年11月，她便与毛泽东开始了共同生活。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

我结识了一位名为何洛的朋友，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追溯至1946年，彼时我在北平的《解放日报》供职，他亦为我的同事。在那段时光里，何洛向我分享了若干关于江青的往事。

他透露，他与徐明清、江青以及王实味，曾同在中央党校的同一党小组中共同学习并参与党的组织生活。

随后，该小组成员各奔前程，王实味被调往鲁艺工作，江青则转至马列研究院，而徐明清与何洛则继续留任于党校。

此刻，王实味致信何洛，在信中他断言江青对他抱有浓厚兴趣，但双方均不便直言，他恳请何洛从中促成此事。

何洛将此事告知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宽慰道：“你无需再为此事费心，江青已经有了她的人选。”

何洛追问：“这位‘主’究竟是谁？”徐明清回应：“江青曾嘱托我保密，不让我透露身份。”

徐明清虽声称要保守秘密，却终究未能自制，脱口而出毛泽东的名字。

何洛谈及了江青与毛泽东结为连理之前，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在延安时期，江青曾参演一部俄国风格的小型活报剧。剧中仅由三位演员出演，分别是一位少女、一位革命志士以及一位沙皇的警察。剧情围绕沙皇警察追捕革命志士展开，而江青饰演的女郎则巧妙地将革命志士藏匿起来。整个故事的情节相当简洁。

江青与同乡康生取得联系。

江青时常造访康生之处，康生操起胡琴，江青则清唱起京剧。

继而，江青在延安开始演绎京戏。每当她唱起京戏，毛泽东总会前往观看并聆听。屡次观赏之下，毛泽东对江青的才情与美貌渐生倾慕之情。

我推测，江青原本只是位电影界明星，对京戏并无涉猎，她或许是在短时间内匆忙习得的，这或许得益于康生的精心策划，亦或是毛泽东与康生共同为她出谋划策，促成此事。

我于1939年7月抵达延安，彼时方闻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分道扬镳，转而与江青结为连理的消息。

在延安时期，众多人士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合持不赞同态度。

此后，江青反党集团对党的损害愈发严重，谢觉哉深悔昔日未能坚持将贺子珍挽留身边（此情此景，乃是我于2004年阅读某书时所悉）。

在众声哗然之中，毛泽东与江青悄然结为连理。

婚礼上，两桌丰盛的酒菜已摆上桌，然而，新郎毛泽东并未露面，仅有新娘江青向到场的宾客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李昌系出席那场晚宴的一员，他曾与我谈及此事。

自1937年江青与毛泽东结为连理起，直至“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其间相隔整整29个春秋。

对于江青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起初并未给予过多关注。然而，事后反思，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莫过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彼时，她担任中宣部电影处的负责人。在那个阶段，她的工作极为活跃，并且与毛泽东的协作尤为紧密。

鉴于她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她自延安时期起便在党内崭露头角。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首次亮相于《新中华报》之上，组织上随即委以重任，任命她为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位列王明夫人孟庆树之后。彼时，她已在延安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至她抵达延安的第四个年头，即1941年岁末，毛泽东邀请她加入由西北局举办的陕北绥德与米脂的调查团，以期在实地考察与研究中汲取知识。

那一次，我与江青的初次相遇便如此发生。我们同行于延安至绥德的途程中，共度了一整天半的时间。我曾与她并肩骑行，曾在清涧共同参与了一场晚会，然而，在那期间，我并未与她交谈过只言片语。

然而，江青抵达绥德不久，毛泽东便发来急电，命其即刻返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随即派遣专人，陪同江青骑马返程。

她与毛泽东共同孕育了女儿李讷，据推测，这段美好的时光或许发生在延安那段岁月。

06

补充一节《武训传》批判。

鉴于不愿陷入从李进孩至李云鹤，再到蓝苹，最终演变为江青这一系列名字的演变纷扰之中，原本应记录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内容，在此不得不予以补充。

自1950年年末至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各类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最初数月内，赞誉之声不绝于耳，其中不乏高度评价，如称其为“劳动人民文化觉醒的标志性人物”，赞誉为“勤劳、勇敢、智慧与崇高品质的典范”。

1951年春季，贾霁的《不可效仿的武训》与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对“武训精神”的赞扬是否恰当？》等批评性文章相继问世。同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大幅修改后的社论，标题为《关注电影〈武训传〉引发的讨论》。

社论中列举了43篇对武训及其电影《武训传》的赞誉之词，将这些文章作为反面教材进行剖析。

1951年6月，我刊《学习》杂志编辑部特邀许立群撰写一篇题为《评武训及关于武训的宣传》的评论文章。该文在呈送毛泽东主席审阅时，主席亲自增补了数段颇具分量的文字。他指出，武训的行为实为骗局，其所谓的“义学”实则乃“不义之学”。武训堪称五毒俱全的恶棍乞丐，他通过发放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贫民，并倚仗官府势力强迫他人捐款。

显而易见，在江青前往武训故里进行调查之前，毛泽东早已对武训其人作出了明确评价。所谓的调查，实则不过是为了搜集更多确凿的事实依据。

先前提及，江青曾于中宣部电影处担纲正处长，负责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她前往山东武训的故乡——山东堂邑（今非县治）、临清（现为聊城市下辖的县级市）、馆陶（现为河北省邯郸市的一部分）展开调研。毛泽东对此事的关注程度，堪称格外重视。在那一天，江青启程赴山东之际，毛泽东亲自将她送至火车站，尽管他并未下车入站，却还是在车上与她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化名参与了这次调查，彼时，与她同行的是袁水拍。彼时，他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要职，而调查团的文案工作则主要落在了这位文笔流畅的袁水拍身上。

分别是“与武训同时期的本土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人格特质”、“武训学校的本质属性”、“武训所涉及的过高利贷剥削”以及“武训对土地的剥削行为”。

这份详尽的报告，其标题《武训历史调查记》系由毛泽东亲自定夺。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该文已由毛泽东亲自润色，甚至增补了部分内容。

毛泽东对于此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表示了充分的满意。

江青似乎意欲向袁水拍表达感激之情，于是在家中设宴款待袁水拍及其家人。餐桌上，座无虚席，不仅有毛泽东和江青，还有江青的姐姐以及江青的女儿李讷，以及袁水拍一家的成员。

用餐之际，袁水拍随手留下了影像。此照片遂被置于家中墙壁之上。然文革期间，其家遭遇抄家之灾，众多珍物悉数被掠，包括那珍贵的照片亦难逃此劫。

待我将窃取之物悉数归还之际，诸多物品均已悉数奉还，然而那些珍贵的照片却未随之一同归还。

袁水拍曾自人民日报社转至中宣部任职。在文革期间，他与我在中宣部位于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同一栋楼内的牛棚中同住，更巧的是，我们竟然是同一间屋子的室友。这一信息，是他亲口告知于我。

袁水拍

07

江青文革中地位显赫。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的权势迅速攀升。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该剧的创作者吴晗进行了公开点名指责。

此文乃江青与张春桥密谋策划，由姚文元亲自执笔撰写而成。其可被视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在此期间，江青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正式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出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同志担任副组长。5月30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陈伯达在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暂代组长职务。

5月30日，中央发布此类特别通知，实属罕见。此举无疑揭示了文革的权力核心已实际落入林彪与江青之手。

此刻的江青，权势显赫，声望隆隆，更享有独一无二的尊称——“旗手”。

处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一阶段，其核心仍旧围绕着“夺权”，林彪与江青两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显得尤为紧密。

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举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此举实则昭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然结盟的态势。

在方法论的探索上，他们各自展现了独特的创新。林彪与江青均重视仪式的运用。

林彪创设了手持小红书的仪式，口中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并指令群众齐声回应以“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江青所坚持的仪式，即当她高呼“同志们好”时，期望听众以“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予以响应。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深度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启动。在文革小组中，她所掌握的权力之大，以至于能够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及文革小组的名义联合签署文件。这可谓是“顺者昌盛，逆者凋零”，其气焰之嚣张，令人瞠目。

人们不敢对她有任何不满。

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被誉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我沦为众多挨批受斗者中的一员。

于光远

历经批斗与斗争的岁月，有一段时期，我被迫在家中闭门不出，而每一次外出都意味着一场新的斗争。转眼到了1968年，我被迫被安置于所谓的“牛棚”。那时，“牛棚”一词成为了流行词汇，象征着那个时代的特定现象。

中宣部的“牛棚”位于车公庄附近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众多机关单位亦在此设立“牛棚”，而我部则占据了一整栋楼。

中宣部的黑帮占据了数间宽敞的房舍。我们一行人，包括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以及一位副处长，虽然我不甚清楚其名，共有六人共居一室。

作为一头“牛”，我们却不得不用地板作为卧榻，不得安享床榻之便。

我们一行六人，日间皆需置身茶几之侧，笔耕不辍于所谓的“交代”。即便外调之命尚未降临，不论心中有何言语，亦须如此伏案笔录。

夜幕低垂，我被锁在“牛棚”之中，无人问津，于是众人纷纷开始胡言乱语。

我们的言谈，尤其是包之静谈及他昔日与江青相识的经历，便毫无保留地畅谈开来。

包之静回忆道，他曾与江青同在沪上的一处亭子间共度夜晚。然而，迁至京城之后，她却对他冷淡起来。

你所谓的“斗争”若是指静，那是不是还在幻想着江青会庇护你？幸好她已将你遗忘，否则你恐怕早已命丧黄泉。

包之静亦提及，我已向上海的汪道涵透露过此事。记得有一次我赴上海拜访汪道涵，他坦言早已从包之静处得知此事。

若当时房内潜藏窃听之器，我等恐沦为“现行反革命”。

08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江青涉入。

1971年，林彪遭遇空难，以身殉命，随之而来的是一大批老干部得以逐步恢复自由。

1974年，邓小平得以重返工作岗位。次年，即1975年，他设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一举措无疑是邓小平复出的重要标志。

此刻，邓小平挑选了一批已获自由的文职人员，组建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使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尽管邓小平已被委以中央工作的重任，然而江青集团依旧掌控着宣传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鉴于此，邓小平在组建自己的助手团队时，并未采用党中央机构的名称，而是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进行。

邓小平的再度复出，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设立，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此研究室由邓小平亲自挑选的七位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组建，他们随后又招募了一批中级及一般干部加盟。

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涉及诸多领域，但其核心斗争焦点直指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此刻，毛泽东对江青所行之事有所不满，不时给予提醒与告诫。

譬如江青对影片《创业》（该片旨在颂扬大庆油田及石油部）发表了不当的批评，毛泽东随即作出批示，明确表示不支持江青的批评态度，这可视为一次“敲打”。

某日，我在天津向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透露了这一信息，孙敬文随即转述给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从而让康世恩免遭江青的一次诬陷之害。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郁锺正，字于光远（1915—2013），上海籍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哲学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在世时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员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