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林彪与毛家湾秘辛

编者按：张云生先生在投身于林彪同志的身边工作之际，正值党中央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当他从“林办”离职之际，恰逢那震惊中央的“9·13”事件爆发前夕。这表明，他得以亲历并见证了整个“文革”时期林彪同志的形象，成为了“林办”不为人知的内部事务中知情者的其中一员。

林晓霖，林彪与前妻张梅在苏联所生的女儿，在林彪归国后，她与母亲暂时滞留苏联。自幼，林晓霖便在苏联的保育院中度过她的童年。1950年，林晓霖年方九岁，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父亲林彪和继母叶群所在之家的旅程。然而，由于她向林彪展示了一张与母亲的合影，触怒了叶群，因此被贬至戈壁滩。

自我踏入“林办”的那一刻起，“文化大革命”便掀起了势不可挡的狂潮。无数人深受其害，林彪的长女林晓霖亦未能逃脱此劫。令人震惊的是，对林晓霖施以伤害的，竟然是她继母叶群（有后妈便有后大——此话出自编者之口）。

踏入“林办”未几，便遭遇了一件让人不禁心生寒意的琐事。

文革期间，林晓霖在哈军工上学时，作为保守派组织的一员，她曾在一场大辩论中演讲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演讲中，林晓霖讲了很多道理，还用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经典语句。

竟在演讲落幕之际，她被人迅速带走，最终被软禁在新疆的戈壁荒漠之中。林晓霖的此次演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演讲稿迅速在东北地区广泛流传。

叶群返回钓鱼台后，与老赵秘书商讨了林晓霖的情况。林晓霖在“文革”初期，加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八·八战斗团”，该组织与“红色造反团”对立。中央文革倾向于“红色造反团”为正宗左派，而林晓霖所在的“八·八战斗团”则被视为保守派。中央文革在操控黑龙江省的运动时，考虑到林彪女儿在该地的存在，便将这一顾虑透露给了正努力争取中央文革支持的叶群。

晓霖一直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言论与行为均不代表我的立场，我对此不承担责任。从今往后，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迅速地，叶群亲自下达指令，空军紧急派遣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副主任亲自携带已印就的《林彪声明》飞往哈尔滨。随后，黑龙江省委负责印发该声明，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及各高等院校中广泛分发。在此背景下，林晓霖所率领的“八·八战斗团”亦迅速土崩瓦解。

“晓霖仍旧不依不饶，言辞愈发放肆！”叶群对在大会堂值班的那几位秘书抱怨道。

在叶群的精心安排下，国防科委的某位负责人乘坐吴法宪一派的飞机，再次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征程。这位奉命出使的特使对晓霖言道：“你父亲召唤你返回北京，我来此正是为了接你。”然而，随着飞机腾空而起，目的地却是西北大漠中的一处尖端武器试验基地，其周边是绵延数百里的荒凉戈壁，人迹罕至。待晓霖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为时已晚。

1966年8月25日，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内。在“林办”秘书值班室，新增了一位成员——李文普，他刚刚从医院康复归来。叶群亲切地称呼他为“李秘书”，而林彪则尊称他为“李副官”。秘书们则习惯地以“大老李”来称呼他，以此与他担任秘书职务的李春生以及林彪的私人助理小李相区分。

“杨代总长莅临，特来拜访首长。”韩庆余在西大厅门口向李文普传达了这一消息。李文普闻言，立即起身出门迎接。无论何人前来拜访林彪，都需先行告知。杨成武的突然造访，或许是事态紧急，亦或是基于他与林彪的深厚渊源。李文普请杨成武在西大厅稍作等候，他必须先行至浙江厅，告知林彪及此刻正身处此地的叶群。

杨成武步履匆匆，从秘书值班室的门口经过，我瞥见他的夫人与幼女紧随其后。夫人赵志珍手中紧握着一张硕大的白纸卷。直至后来，我才明白，正是这卷大字报掀起了连番的风波。那篇大字报的标题赫然是《炮轰杨成武》。

叶群在杨成武离开后，踏入秘书值班室，面露疑惑之色，对几位秘书言道：“总参作战部的正副部长居然率先张贴大字报，公开抨击杨代总长，这实在令人惊讶！杨代总长可是主席和首长都深信不疑的总参领导人，王尚荣（作战部长）、雷英夫（副部长）怎敢如此大胆？！我怀疑背后必有势力支持。你们觉得呢？”

秘书们无人敢贸然开口，毕竟此处非同小可。叶群离去后，老赵私下对我言道：“看样子，是要揭开那些幕后黑手了。我们这些秘书在这样的事情上，绝不能随意插嘴。无论主任如何言谈，我们最好装作一无所知，更不能参与任何讨论。”

自1967年一月下旬起，一连串关于军队动荡不安的负面消息接连传来。据南京军区的报告显示，该军区领导机构遭遇了严重的冲击。部分军队院校的学生在军区机关内胡乱揪斗，导致军区共有8位领导人被批斗并被迫跪地受罚。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心情极度不佳，频繁借酒消愁，并声称一旦有人对他进行揪斗，他便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反击！

沈阳军区传来消息，指出该机关遭受红卫兵的强烈干扰，以致工作难以正常进行。副司令员唐子安不幸被押上街头接受游斗，甚至遭受了肉体上的严重摧残。鉴于军区未能获得军委的明确指示，面对这一局面，只能陷入被动，无奈地看着事态发展。

一向处变不惊的林彪，此刻如坐针毡。一天下午，林彪让秘书打电话，把叶帅、聂帅、徐帅和杨成武代总长请到毛家湾，商量对策。他们商量之后，一致认为应当以稳定军队为当务之急，再发一道军委命令。林彪打铃叫秘书。正在值班的郭秘书上去后，林彪口述一句，他记下一句。林彪一共口授九条，让郭连凯抄好后交给叶帅，准备拿到钓鱼台当晚即将举行的军委和“中央文革”联席会议上讨论定稿，然后再请主席批示。这个“九条”的主要精神是：为了搞好战备和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必须保证军队的绝对稳定。具体要求是：不准随便揪斗军队领导人，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泄露军事秘密，不准影响战备和正常工作，不准到基层部队“串连”，不准成立跨单位、跨地区的所谓战斗组织，不准搞打、砸、抢等等，最后一条是部队搞“四大”必须加强党委的领导。

夜幕低垂，钓鱼台举行了一场包括文职与武职人员在内的联席会议，议题涉及军委命令的草案。往常热衷于出席“中央文革”会议的叶群，却出乎意料地缺席了此次会议。她预感会议将上演一场激烈的辩论，“九条”背后显然有林彪的支持，然而这似乎并不符合钓鱼台的意愿。若叶群出席，一旦会议中出现争执，她恐怕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翌日拂晓时分，我正坚守在值班岗位。叶帅突然来电，便将前一晚讨论的内容即刻转告林彪，并特别提及，原定的九项决议中，仅七项得到了通过。

在林彪享用完早餐约半小时后，我向其汇报了叶帅来电的具体信息。他听后满意地颔首，并询问：“那七条提议，有退回的吗？”我回应称尚未收到。林彪指示：一旦稿件被退回，必须立即向他汇报，不得有任何拖延。

午时，钓鱼台传来了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正是前晚钓鱼台会议上所通过的“七条”。林彪午休醒来后，我立即向他做了汇报。紧接着，他便乘车前往中南海。林彪与主席会面后，返回时对我说：“主席已批准这七条，并且亲自增补了一条——强化对干部和女子的教育。”

......

实际上，所谓的断绝关系的声明乃叶群一手炮制，林总对此事一无所知，毕竟信息渠道始终被她所垄断。身为林彪之女，林晓霖并未能享受到家庭所带来的便利，反而饱受风雨洗礼。直至林彪离世，林晓霖的境遇方有所改善——她被调至国防科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一家人的生活这才回归了平凡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