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同志诞辰126周年。

李克农的一生堪称传奇，其故事值得一一详述。尽管有关他的著作和文章已经众多，几乎堆砌成山，但他的传奇经历、卓越成就以及高尚的人格与官德，仍是我们不懈探索、梳理和颂扬的宝贵财富。让我们与了解他的人一同追忆，与不知其名的人共同汲取其精神力量。

近年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推出了《隐蔽斗争春秋书系》，其中收录了李克农的传记，书名定为“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此处“卓越”两字恰如其分，李克农确实当之无愧。

功勋实至名归。

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并肩，成为深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红色“潜伏”先驱。他担任了特科在国民党核心部门设立的第一个情报小组的负责人，被誉为“龙潭三杰”中拯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关键人物。

1929年12月，周恩来作出决策，李克农受命与钱壮飞、胡底一同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次年4月，钱壮飞成功截获并破译了顾顺章叛变的密电，遂派遣女婿刘杞夫急赴上海向李克农汇报。历经重重困难，李克农终于找到了陈赓，并向周恩来作了紧急报告。周恩来立刻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转移，及时将机关和同志们隐蔽起来，成功化解了党中央领导机关可能遭受的“一网打尽”的严重危机。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因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情报贡献，尤其是挽救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卓越功绩，被赞誉为“龙潭三杰”。

长久以来，公众对于李克农先生早期秘密斗争岁月的认知，主要集中在那段被誉为“改写中国近代史篇章”的救援党中央领导机关的英勇事迹上，至于他在此期间所立的其他赫赫战功，了解却颇为有限。

他成功保卫过党中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上海秘密召开之际，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侦获此情，密令上海军警特联合行动，妄图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李克农得悉敌情后，在一张钞票上写了四个字：“会不能开！”，交给秘密交通员宋治家。中央接到这一情报后，当即决定推迟会期，改变会址，从而避免了一场严重灾难。

◆李克农

他曾巧妙布局，铲除了敌对势力。在上海警察局，有一位极端反共的督察队长，他抓捕了我党的众多同志，对我组织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为了清除这一隐患，李克农等人租赁了一处住宅，安排了自己的同志居住，并在其中故意放置了一些被国民党查获的中共文件。随后，他们巧妙地让这位督察队长获取了这一线索。在他准备行动之际，李克农又建议他暂时延缓抓捕，以观后效，即“放长线，钓大鱼”。督察队长欣然接受。待到数日后，当他再次前往抓捕时，却发现那个秘密据点早已人去楼空。面对上级询问为何中共成员能够逃脱，李克农趁机将责任归咎于那位督察队长，暗示他是中共安插的间谍。上级信以为真，遂将督察队长革职，并秘密处决。

他独立肩负起护送刘伯承的重任。1930年初，刘伯承从苏联归国，根据组织的安排，从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汉。中央特委决定派遣李克农负责护送刘伯承至南京。某日，李克农如约在外滩公园门前静候，只见一辆雪佛莱轿车缓缓驶至，车上下来的两人中，一人便是李立三。李克农迅速摘下眼镜，轻轻哈了口气，随后用手帕轻轻擦拭，又迅速戴上眼镜，以此示意一切如常。三人上车后，李立三指着身边的人，对李克农说道：“老李，这位便是刘伯承同志，就交给你了，务必安全送达。”李克农急忙紧握刘伯承的手，激动地说：“久仰大名，没想到今日能在此地与您相见。”刘伯承微笑回应：“我也是今日方才得见庐山真容。”接着，李克农利用敌人提供的经费预订了火车头等车厢，以敌人配发的枪械进行护卫，并凭借敌人颁发的特种证件应对军警的盘查，凭借一己之力将刘伯承安全送达南京。

顾顺章的背叛之后，李克农在1931年8月迁往中央苏区，由此踏上了隐蔽斗争的新征程。在长征途中，他肩负红军工作部部长的重任，负责搜集情报、清除间谍，并对各军团，尤其是前卫军团所获取的敌情进行整理和研判，及时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汇报。此外，他还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遵义会议期间会场内外严密细致的安全保卫工作，均由他亲自部署。

在巧渡金沙江的关键时刻，能否夺得船只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李克农提出了一项高明的策略：“不能依靠大部队强行抢夺船只，而应采用小分队行动；不能正面硬攻，必须采取偷袭战术；同时，要组建一支精锐的侦察小组，成员需化装成国民党士兵。”此方案得到了刘伯承等领导的一致认可。于是，3军团侦察科长张明远率领一支侦察小组，巧妙地伪装成国民党士兵，潜入敌方乡公所，成功夺取了船只。

1936年7月至10月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莅临陕北保安进行采访，并据此创作了震动全球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如实呈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杰出领袖的形象。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采访，背后离不开李克农不辞辛劳、时隐时现的辛勤付出。斯诺提出采访边区的愿望以及其个人背景，首先由李克农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了汇报。李克农坚信斯诺是一位尊重事实的记者，他的采访有助于外界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他建议批准斯诺的采访请求。斯诺进入和离开边区的路线、采访的具体行程以及安全保障，均由李克农亲自筹划安排。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斯诺多次提及李克农，对他的才能、作风以及性格进行了生动描绘和高度赞扬。

1945年10月，毛泽东从重庆谈判归来，抵达延安机场时，与李克农、谭政等同志一同现身。

“我已选定你，让你前往开城镇守，指挥全局。”

“还是由你前往。”经过中朝两党的协商，李克农被任命为停战谈判朝中联合团的前线指挥官。

在谈判过程中，美方不仅创下了最长与最短两个世界纪录，这一壮举不仅凸显了谈判的艰难程度，更使世人深刻理解了毛泽东为何坚决任命李克农担任指挥重任。

“看你们如何应对？”

面对美国方面的压力策略，我国代表冷静应对，静心等待。一分钟后，两分钟过去了，一小时内，两小时内，时间悄然流逝。“沉默”了近一个小时，志愿军联络官柴成文缓缓离场，前往会场外百米处的“工作队前指”向李克农请示下一步行动。李克农指示：“就这样继续‘坐’下去！”柴成文返回会场，写下“坐下去”三个字，传递给我国人员。132分钟后，美方终于按捺不住，不得不率先开口：“我提议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会议。”

1951年7月，朝鲜半岛的停战谈判在开城拉开了序幕。在这张历史性的合影中，我们见证了参与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的风采，其中前排左二为李克农同志。

在战俘问题谈判的关键时期，诞生了最精简的会谈记录。美方第三议程代表哈里逊少将巧妙地运用了一种新的施压策略——“即开即休会”，以此彰显美方立场的不容置疑，进而拖延谈判进程，企图等待美军在战场上的攻势取得胜利，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哈里逊少将每日步入会场，未待座位坐热，便急切地宣布休会，随即迅速离场。如此一来，会议时间逐渐缩短，从2分钟、1分钟到半分钟，甚至最短的一次仅25秒。在李克农的领导下，中方巧妙应对，既在程序问题上与之周旋，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抗争，使得美方所施展的伎俩再次落空。

美国人所创下的两项世界纪录，在“老辣”的李克农面前，显得如同孩童的顽皮游戏。

历经两年的停战谈判终于坚持了下来，然而李克农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1953年2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向周恩来总理呈送了一份紧急报告，指出李克农自幼便饱受心前区疼痛的困扰，自今年返京以来，此症状每日发作一二次，甚至曾导致他晕厥长达五六分钟。报告强调，李克农亟需入院接受检查与治疗，但据报告所述，他本人尚未答应这一建议。此外，报告还提到李克农所服用的安眠药剂量明显偏高，通常剂量为0.2毫克，而他竟服用了高达0.8毫克的剂量。

周恩来阅后深感忧虑，遂将报告上呈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作出批示：“尚昆同志：克农同志对自己的病情处理过于草率，实属危险之举。请你劝其严格遵从医嘱，休养身体，切不可再采取那样的用药方式。”毛泽东就党内同志日常用药这一具体问题作出如此细致的批示，实属罕见。

“无人知晓他在阻止这场战争中所作出的贡献有多么巨大，我们子子孙孙乃至世世代代，都应铭记他的这一伟大功绩。”

1954年四月，中央决定派遣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在此过程中，李克农提出了自己不适合加入代表团的三个理由：首先，情报部门刚刚通过了年度计划，亟待执行与落实。其次，他坦言自己缺乏国际知识，且不通晓外语。最后，他强调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理想。

李克农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表示不赞同，并指示李克农全面负责。他批示道：“关于代表团成员的选拔，请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进行讨论，并于三月二日上午提交名单。”至于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安排，“请李克农副部长作出决定。”同时，对于会议对策、资料汇编及业务分工等问题，“请李克农提出具体方案。”

李克农亲自牵头，召集外交部、外贸部、情报部等十个相关部门，精心编撰了关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内外政策的详实材料，总字数超过1700万字。此外，他还组织了对翻译、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司机等人员的分类培训和严格测试。同时，他指导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及随行的中外记者进行了多次模拟记者招待会的演练。

代表团抵达瑞士的日内瓦后，瑞士的各大报纸在报道周恩来时，将他誉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份简历由李克农负责起草，未经总理审阅修改，便直接上报中央进行审批。其中，“最亲密的战友”这一表述，似乎尚属首次使用。瑞士民众因此得以了解周恩来，进而认识到了新中国的面貌。

李克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杰出贡献深刻昭示，一个人的价值并非仅取决于他所担任的职务高低，而在于当党、国家和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时，最高决策层是否能够首先将他纳入考量，并付诸运用。

能力卓越

李克农才智与胆识并重，擅长以敏锐和周到的策略应对各种复杂且棘手的局面。

在李克农单刀赴会与张学良会面之际，张学良起初态度冷淡，对李克农能否代表中共表示怀疑，并提出若无此资格，则无需继续对话。李克农坚定回应，既然是受命而来，自然能够担当此任。接着，张学良追问红军是否愿意放下武器接受改编，李克农明确拒绝，强调自己身为谈判代表，而非投降代表，请对方不要误解。随后，张学良提出红军应将瓦窑堡交给他，李克农反问，副司令为何不索求更多领土？他提出共同抗日的愿景，认为收复失地才是上策。

张学良观察到红军代表不仅怀有诚意，更无软弱可欺之态，因此他的态度也逐渐变得诚挚起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达成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头协议。毛泽东对此赞誉有加：“李克农此次孤身一人，工作做得堪称出色！”

1938年清明时节，张国焘以祭拜黄帝陵为由，搭乘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的轿车抵达西安，继而在国民党特务的协助下，乘坐火车前往汉口。中央对此情况迅速获知，即刻通知身处武汉的周恩来，命其设法找到张国焘，劝其悔悟归正。

张国焘资历深厚，地位显赫，加之性格傲慢，且极具心计。尽管他已流露出反叛的苗头，但尚未付诸行动。若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恐为他提供借口；若一味地谦恭有礼，又担心他倚老卖老，根本不予理会。因此，要恰到好处地将此人接纳，非得派遣一位既智谋超群又具备非凡气魄的人不可。周恩来立刻想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

李克农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随即率领数名战士，全副武装地赶往汉口火车站。他深知张国焘将乘坐火车抵达，然而却未能掌握确切的列车信息，只得不分昼夜地守候。经过连续三天的耐心等待，已历经十八个车次的经过，但始终未见张国焘的身影。

4月11日夜晚，在西安驶来的火车最后一节车厢内，终于发现了张国焘的身影。面对拒绝配合的张国焘，李克农及随行人员耐心劝导，最终将他搀扶下火车，并迅速将他送入事先停放在站台上的轿车。此时，等待张国焘的国民党特务见状，企图上前阻拦，李克农的随行人员立刻拔出枪支，成功击退了特务，迅速将张国焘带离现场。随后，张国焘假装在江边漫步，待一艘轮船即将启航，他突然摆脱了随行人员，跳上了轮船。他以为这次成功逃脱，却不料李克农安排的随行人员也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同一艘轮船，再次将他“接”回。李克农出色地完成了这一棘手的任务，然而张国焘的叛逆之心已决，最终还是选择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

在武汉任职期间，某次国民党高级官员康泽设宴款待周恩来。宴会中，康泽、张治中等人士屡次恳请周恩来一同合影，甚至特意邀请了摄影师到现场。周恩来心中虽不乐意，但鉴于主人的盛情，也只能应允。返回住处后，李克农对此事始终感到疑虑重重，担忧康泽这位特务头目会利用合影照片做文章。

“可惜啊，可惜！还是再重新拍摄一次吧。”

李克农才情横溢，擅长编剧与表演，巧妙地将话剧艺术融入思想转化工作中。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已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青年时期，他自编自导了《荒山泪》、《兵匪交易》、《春兰梦里人》等多部剧目。转战中央苏区后，他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秘书长万岁》，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特务的无能。在剧中，他饰演陈立夫，其生动自然、栩栩如生的表演赢得了满堂喝彩。此外，他还曾在《黑人吁天录》、《红色间谍》和《杀上庐山》等作品中扮演反派角色。著名导演凌子风的夫人、赵一曼的扮演者石联星，曾在苏区与李克农同台飙戏，她高度评价李克农非凡的表演天赋，称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既逼真又充满生活气息。伍修权也回忆起李克农的表演，感慨地说：“他在舞台上那般生动自然、栩栩如生，让人难以置信他不久前还曾是身处白色恐怖中的地下工作者。”

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之后，即着手开展针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李克农成功促使高福源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而李克农运用其独门绝技——话剧，成为了说服高福源的关键。

高福源对东北军未经一枪一弹便轻易将家乡献予日本人深感愤懑，对远在东北的家人亦满心忧虑。李克农深知高福源的过往经历及被捕后的思想转变，更发现他对红军的文艺活动情有独钟。于是，他迅速以高福源为原型，创作了一部话剧《你走错了路》，该话剧讲述了东北军团长在红军俘虏营中悔过自新，最终掉转枪口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随着剧情深入，当团长在逃荒的民众中与妻子重逢，得知双亲与孩子已被日本侵略者残忍杀害，在场的东北军士兵们纷纷泪流满面。团长接令前往西北执行“剿共”任务，而他的妻子在走投无路之际，绝望地投入了松花江的怀抱。此时，低沉而悲怆的《松花江上》歌声响起。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掩面奔逃，那人正是高福源。他被这出话剧深深触动，彻夜难眠，下定决心要竭力劝说张学良联合共产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非凡之业必仰赖非凡之才。李克农之所以能在隐蔽战线中勇立潮头、成就辉煌，其卓越的才能是其根本依托。

品德卓越

1955年四月，潘汉年因涉嫌“反革命”罪行而被捕。此案的核心疑点集中在他的情报工作领域，而李克农作为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对于潘汉年的问题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然而，在中央对潘汉年的审查过程中，并未邀请李克农加入审查班子。李克农与潘汉年长期并肩作战，关系亲密，极易受到牵连，从而被定性为团伙活动。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所产生的压力之大，不难想象。

李克农并未选择沉默或模棱两可，亦未退缩或保全自身，而是坚决地站在了组织的立场上，对同志们负责，勇敢地向中央揭露真相。他依据相关档案资料，向中央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明确提出了五项反驳证据，旨在证明潘汉年并非内奸。这份报告得到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的审阅。然而，即便如此，潘汉年的案件阴影在中共情报系统上空徘徊了数月，甚至有人暗中指责中央情报部门的领导层均为内奸。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李克农再次向中央提交报告，持续为潘汉年进行辩护。遗憾的是，他的两份报告中所提供的反驳材料，在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李克农

“在当时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李克农同志能够撰写出如此客观公正的报告，实属不易。”

潘案波及，昔日投身于日伪特务机构，身兼红色情报员身份的关露，于1955年6月亦遭逮捕入狱。历经近两年的审讯与关押，关露于1957年3月获得释放。然而，她又因“丁玲案”的关联，未被恢复党籍，亦未获工作机会。李克农听闻关露的遭遇后，特地致信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称“关露曾是情报系统的一员，曾在汪伪政权下工作，表现颇佳。”他进一步提出，若审查关露的过程中未发现其他政治问题，“能否给予书面审查结论，并转交文化部党组处理，关于她的党籍和工作安排，应由文化部予以妥善解决”。在李克农的关照下，关露的党籍得以恢复，公安部亦为其工作安排尽力。

在1949年某日，康生的秘书沙韬不慎拆阅了康生夫人的私人信件，这一行为引起了康生的猜疑与不满。次年，康生调入中央任职后，将沙韬退回情报部，并指责其存在政治问题，责令李克农对其进行审查处理。尽管康生当时权势显赫，但李克农深知沙韬并无任何问题，他并未对康生的无端指责作出回应，反而先安排沙韬至人民大学进修，随后又将他调入总参工作。李克农将干部部门对沙韬“无政治问题”的审查结论呈报，并在得到相关情报部门领导的一致认可后，上报中央审批。他将此事郑重地记载于日记中，以此表明自己愿意承担历史责任。对此，康生极为恼火，下令沙韬不得重用，不得在关键部门任职，亦不得在中央机关工作。李克农设法将沙韬更名为张韬，并安排他前往甘肃工作，却未将康生的“三不”禁令传达。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克农仍亲自率领团队深入调查，成功平反了李云夫妇、吴成方等资深情报工作人员的冤屈。同时，他也为中央特科昔日的关键人物董健吾和鲍君甫妥善解决了晚年的生活来源和生活补贴问题。

1960年，周总理与邓颖超女士莅临寒舍，探望正卧病在床的李克农同志。

“陈赓离世，连酒也失去了往日的滋味！”

李克农始终秉持着无私的精神，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保护干部，关怀战友，这一行为彰显了他崇高的官德与人格魅力，映射出他生命境界的崇高。他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仰望与追随。

1962年2月9日，李克农先生不幸离世。紧接着，于2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了董必武同志的一首饱含深情的悼念诗作。

三十年往事，君才擅中华。

谋略如房仆射，用间似李左车。

天不弃老，人赎千家。

箕裘继绪芝兰茂，红旗扬障晚霞。

因其卓越，李克农的事迹必将在岁月流转中，代代相传，广为传颂。

主要参考书目：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纂：《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九卷·隐蔽战线篇·李克农》，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10年4月。

开诚著：《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李克农》，收录于第396页，由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8年4月出版。

柴成文、赵勇田著作：《板门店谈判》，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于1989年8月。

伍修权著述《回忆与怀念》，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1年5月出版发行。

柯兴所著《魂归京都》一书，由金城出版社于2010年5月正式出版。

陈同生著作——《不倒的红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