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上将一生经历了很多考验。

一、搭档难处

初始的、也最见做人艺术的便是和老搭档周纯全的往事。

两人在红10师做过搭档，按说都是尸山血海里打出来的交情，应该很铁，但这两位却是越来越不铁。

与周纯全的不睦，似可追溯到白鸟园。而更深层次的悲剧，又要追溯到焘哥对鄂豫皖的系统性破坏。其中最主要的矛盾，聚焦在焘哥和曾中生、许继慎之间。

曾中生是黄埔四期生，许继慎是黄埔一期。这两位是鄂豫皖红军的初代大佬，在他们面前徐帅都只能当副手打配合。许继慎当过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光环十分亮眼。从上海中央空降到鄂豫皖之后成为军事上的主要支柱，与曾中生配合非常好。他俩的旗号吸引招徕了不少知识分子，这本是建立组织发展军队强固政权的应有之义，但后来却成为焘哥重点打击的方面。若不是阿四到鄂豫皖当领导，后来的红四方面军，很有可能也是一支拥有大量科班出身的军事将领和知识分子的威武之师，而不是只充斥着蛮勇之气。

当时王宏坤还只是个营长，坐看上面先是许军长空降，接着又是旷军长空降，把许军长撸成师长。紧接着又是焘哥空降，把旷、曾、许等一竿子全打翻。楼起楼塌，好不热闹。

从深层次规律上讲，那时不论中央还是各红色根据地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在一些人事路线和方针政策上不是很成熟稳重，左右之衡量经常过度。在庙堂，老人家的正确路线被王斯特罗夫斯基否定。在地方上，沪上中央对鄂豫皖也有点干预过度，连换三次领导班子。当然有预防地方主义的倾向，但连续换来换去，确实让地方上有点无所适从。尤其是二王这种泥腿子干部，很容易被这种风气搞蒙圈，不知不觉形成相对粗野不讲理的领导作风。数十年后跟着黑瞎子瞎混给人当枪使，千不该万不该对萧大将苏政委开炮，不能不说与早年经历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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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哥在中央不得志没抓到好机会，到鄂豫皖起始并未对旷、曾、许的军队系统下手，先从整党开始。但很快因为军事形势大变化，各种路线方针政策开始碰撞，欠缺政治斗争经验的旷、曾、许等人，对野心家的破坏力没有提防，直接送上了东进南下军事路线之争的大礼，让焘哥立即找到肃反的机会，许当场坐化，曾被秘密关押。

那时王宏坤的政治观、斗争观还在形成时期。目睹了许多城里人套路深的打法，精神上很受打击。有一天突然见到一人，被红10师师部手枪队拉到一个山沟里枪毙，此人正是他十分敬重的老28团团长、时任红10师参谋长潘皈佛。

白雀园事件以许继慎受审、潘皈佛牺牲为起点，大批英勇的红军将士和一些政府干部无辜遭戮，数字相当惊人。

肃反的主要执行机关，是焘哥直接控制的政治保卫局，当时周纯全任局长。这样一个机构，当时直接对焘哥本人负责，抓谁审谁杀谁根本不需要同组织通气，也不走合法程序，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徐帅第一任妻子就是不明不白被自己人处死，当时以红四军军长的身份，徐向前竟不能找周纯全要个说法，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在延安找到周纯全问为什么，周只得老老实实地说：“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王宏坤广大红军将士一样，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枉死者同情、对助焘为虐者痛恨。因之，两人在红10师当师长、政委时，从一开始就互相看不惯。比如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部队转移，王宏坤提出正确意见不被焘哥采纳，后来再开作战会议焘哥只让周纯全去。部队转移，周纯全提出要彻底轻装，扔掉10师仅有的4门迫击炮。王宏坤死活不同意，周便自己找3个团的指挥员开会，所幸几个团长不糊涂，找各种借口糊弄，最终达成妥协，只扔2门，带2门。

王宏坤写回忆录时已是五十年后的事，对此事仍记忆深刻，怨气深重。这种怨气，自然是从保卫局延伸下来的。

王宏坤当然不是和政委搭档不来那种彻底的粗人，周纯全的上一任政委甘济时，做工作很讲究领导艺术，而且不像他的前任甘元景、后任周纯全一样身上一股浓浓的焘哥味道，很能团结人，王宏坤就很尊重他、欣赏他，就像李云龙和赵刚一样。

在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作战，徐向前亲临红四军指挥对刘湘部队。王宏坤提出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方案，由他和许世友各带两个团抄川军后路，留周纯全率一个团守后方的坚固据点。敌不来攻我据点则罢，我军可围歼之。敌来攻则我一个团足够守住这个点。

结果仗一开打，周纯全按捺不住，指挥守寨部队出击，川军发现破绽立即发动反击，反抄红军的后路。当时据点里只有28团副团长王近山指挥的一个营留守未动，红军防线才不至于全部崩溃。

事后王宏坤对徐向前大发牢骚，对周极度不满意。

平心而论，周纯全确实在鄂豫皖执行过焘哥一些错误决定，招致很多正直的红军将领的痛恨。但他也只是被动地执行命令，并不是本质就坏，后来不当保卫局长，也没再搞那些不得人心的肃反动作。王宏坤对其印象不好，带到了后续工作中，并因为周对军事工作不是特别在行，而产生过度的对立情绪，颇见其胸襟之不广。

从后来周的表现来看，此人除了不擅长指挥作战，在其他工作领域颇有一些能力，否则不至于长期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还被彭总相中了做志愿军总后勤保障工作。

在政治问题上他也是见机极快、反思到位的人，1945年许继慎案平反后，他对过往肃反之事绝口不提，在其他所有事关给别人的历史定性的问题上一言不发，一人不整，低头做事。李主席赞他是个很讲党性、能顾全大局的人。再后来，一些人找周，让他再来一次偷家之举搞一搞徐帅的材料。人家只是低调，又不是傻，那群人当即被赶了出去。

二、连失主位

第一次是丢掉红四军军长之职。

王宏坤在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干部中资历极深。

1931年10月即升任红10师师长，是鄂豫皖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的主力师长，代表红军接受苏家埠敌军的投降，是为其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那时红军干部经过大批清洗，能打仗的不多，王宏坤是新提拔起来的且有一定军事能力的师级干部，徐向前对其十分信任。

到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为红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其中四、九、三十是主力，军长分别是王宏坤、何畏、余天云，此时仍是王宏坤最老资格、较有能力。

焘哥一直没对二王兄弟动手，很大程度上因为二王都没啥文化思想上好驾驭，对他十分忠心，且有一定军事能力可用。是以王宏坤虽然多次对肃反表示软抵抗，焘哥也没拿他当外人。

但久在聚光灯下，必然照出毛病。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作战烈度远远高于鄂豫皖时期，虽有徐帅主持军事，但架不住焘哥总是瞎干预，红军作战损失比较大。损失大就要有人出来负责，总不能焘哥和浩哥出来顶包，那就只好委屈下面的将领。1935年7月茂县会议后，王树声突然找到堂弟，说组织上决定你调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

茂县会议是四方面军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内容一是明确迎接中央红军的总方针总准备，二是提出下一步发展根据地战略方向，三是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实质其实仍是巩固焘哥的权位。王宏坤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牺牲品，为川陕根据地军事上未能打开局面而负责。

虽说是代人受过，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王宏坤在军事上并不是特别特别地高明，并不是特别地服众，尤其是在许世友、陈再道、王建安等人的强力冲击下，以及何畏、余天云这些硬手比较下，王宏坤想维持第一军长的位置力不从心。再加上他脾气火爆，与人关系不是特别融洽，各种条件酝酿起来，他不下谁下呢。

第二次是调去后方。

1937年8月129师组建，王宏坤是385旅首任旅长。八路军六大旅长，陈光、徐海东、王宏坤、陈赓、陈伯钧、张宗逊，后来个顶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惜乎王宏坤只在这个位置上坐了没几个月，就调去了后方。

那时红四方面军经过河西之役，只剩下红四军和三十一军仍保留实力，红九军、三十军等基本打散损失殆尽。王宏坤虽不是以红四军军长身份改编入385旅，但大概是中央顾念旧情，为了重整军心，把王宏坤重新请出来当军事主官，时任红四军军长陈再道则任386旅副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