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公爵很少授予汉臣，就连曾国藩、左宗棠那样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后也只是封了侯爵。即便是汉臣有幸获得公爵，那么也无法享受世袭罔替的待遇，基本上都是一代过，传到子孙手上爵级已经很低了。

汉臣封公难可以理解，主要是因为清统治者奉行重满抑汉的基本国策，旗人在政治上拥有特权。但是同样是公爵，为何汉臣的含金量就很低，远不如旗人的地位那么显赫。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汉臣公爵基本不享受世袭待遇

努尔哈赤时期，异姓爵位没有形成制度，当时官爵也不分家，采用明制将爵位分为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几个档次。可以这么认为，天命时期的总兵就是公爵，具体也分一二三等。

天聪八年，皇太极取消了总兵、副将等称谓，并对异姓爵位重新做了规定：“凡有六个备御的总兵称超品公；五个备御的总兵称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四个备御的总兵称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三个备御副将称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两个备御的参将称一二等甲喇章京；两个备御的游击称三等甲喇章京。”

“备御”其实就是指牛录，新的世职便以牛录为一个基本单位，通常称一个“世职”，或一个“前程”，由牛录章京至超品公要递升五个世职，除超品公外，每个世职还分三等，因此，由牛录章京升至超品公实际上要经过13个阶梯。

大清开国时期，获得世爵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战争立功，二是率众归附，前者是大量的、普遍的，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后，异姓主要是通过军功获取世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清初的世爵是军功爵。偶有供职内院的文人取得世职，那就要被称为“异数”了。

每次战争之后，因一次军功得授世职或升世职的极少，通常是“记录一次”。如果是白身（指无世职者），获得一个世职一般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七八次战功，这也表明军功爵制的严格和缜密。

皇太极在更定世职名称后，又重新颁发敕书，并对世职的世袭问题做了新的规定。此前，凡是世职不分高低俱准世袭罔替，此后则改为“世袭敕书”和“不世袭敕书”两类。

其中世袭又分为世袭罔替和世袭若干次两种，新规定出台以后，只有扬古利、费英东、额亦都等六人准世袭罔替，其他都是世袭一二代或十几代，因战功又可再加几代。

入关之后，凡是通过军功封爵的旗人贵族，一般都能获得世袭的待遇，且一部分功劳较大者属于世袭罔替。

而汉臣则不同，在历次战争中他们都不是主将，属于从属地位，在叙功的时候很难获得世袭爵位。而有个别因投降而来的明将，则可以获得高等级的爵位，如黄梧降清后，被顺治帝封为海澄公，但是敕书中没有言明是几等公，也没有说明是世袭还是不世袭。

康熙继位后，黄梧就向朝廷上奏让康熙帝表态，后来康熙帝才下旨正式确立了黄梧的爵位为一等公，并令世袭十二次。这也是汉臣中唯一一个世袭的一等公。

整个清代，获封公爵的人极少，仅有黄梧、陈福、郑克塽、岳钟琪、孙士毅等五人，其中陈福是追赠的三等公，子孙只世袭上等子爵；郑克塽是不言等公，也不世袭；岳钟琪是通过军功获封三等公的，但是他的子孙仅承袭了轻车都尉世职；孙士毅获封一等公，子孙也仅承袭伯爵。

公爵是异姓爵位最高等，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清统治者一般不会授予汉臣，以维护满洲贵族的政治利益。而低一些的侯、伯、子、男则较为宽松，汉臣获封者不在少数，且很多都是世袭罔替的。

其二、汉公爵只是虚名，任职方面仍有很多限制

正儿八经以军功获封公爵的汉人只有岳钟琪一人，而且雍正皇帝对他的宠信也几乎达到了不分满汉的程度。巅峰时期的岳钟琪不仅担任只有满人才可担任的川陕总督，还在征准的时候，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所有后世才说，岳钟琪之唯一一个统领八旗军队的汉臣。

然而岳钟琪只是特例，作为汉臣公爵，他一直都在外地任职，并不像旗人那样，可以通过高等级的爵位在八旗系统中担任要职，更无法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等核心关键岗位。

孙士毅的仕途经历颇具代表性，乾隆皇帝对他也很信任，因赞襄机务被授予一等公爵，但是他在政坛上的影响力却十分有限，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担任巡抚、总督。后来才被调入京师任尚书、大学士乃至军机大臣。

孙士毅如果是旗人，那么他的仕途上限就会更进一步，所以他在临终时向乾隆上奏，希望将其家族抬入汉军旗，乾隆也准了。不过汉人终究是汉人，嘉庆继位后，下旨取消了孙士毅家族的旗籍，仍归地方汉籍，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汉臣不论爵位有多高，说到底还是打工的，在核心利益方面是远不能和满洲贵族相比的，其实不仅仅是公爵级别，侯、伯两个层级也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