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运动。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从而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至1978年岁末，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已走过了十个春秋。在这场运动中，全国共有超过两千万青年投身于乡村建设与边疆开发，其中仍有千万人坚守在广袤的农村或边陲之地，接受着“再教育”的深刻洗礼。

一部分人毅然选择了加入插队落户的队伍，与农民为邻而居。他们与农民并肩劳作，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生活的必需，若机遇垂青，他们有可能被选调回城。另一部分人则投身于支边生产建设兵团，成为知青。虽然名义上是兵团的一员，但他们实则生活在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中。尽管收入有限，重返城市的途径却颇为艰难。据统计，这类知青约有200万人，占全国知青总数的五分之一。

“若无法从源头根治知青难题，种种乱象恐怕难以彻底消除！”

毋庸置疑，1978年岁末之际，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云南知青大规模返城潮如约拉开序幕。

此次运动的深层动力之一，源自于当年秋季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全国性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历时四十余日，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并最终确立了《知青工作四十条》（以下简称《四十条》）这一纲领性文件。该文件不仅对“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明确提出，未来仍需“有计划地引导城镇知识青年投身农村”，以促进与工农群众的深度结合。

《四十条》进一步规定，今后农场（兵团）的知青将统一按照国有企业的职工待遇标准执行，不再享受国家针对知青的特殊扶持政策。这一政策，无疑残酷地击碎了200万滞留在边疆的兵团知青的期盼。他们曾将宝贵的十年青春献给了边疆的建设，却最终发现，连回归故土的愿望也变得愈发遥远。

于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上海知青徐玲先女士不幸辞世，此噩耗犹如一枚重磅炸弹，瞬间掀起了轩然大波，亦正式拉开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风暴序幕。

在生产过程中，徐玲不幸遭遇了难产，这一噩耗令人扼腕。遗憾的是，负责接生的农场赤脚医生当时正沉醉于酒意。母子二人最终未能逃过这场悲剧。悲痛的消息如同狂风骤雨，迅速在农场内扩散开来，引得众多知青纷纷前来致哀，他们把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身着简素的衣物，有人卷起裤腿，有人佩戴黑纱或小白花，面容上满是哀伤。

起初，知青们不过是漫无目的地闲谈，然而不久便萌生了初步的念头，他们期望农场领导能够批准举办一场追悼会，并对徐玲及其母女不幸去世事件的责任人进行严厉惩处。在此之后，他们又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善自身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的具体诉求。由此，一场因一位女知青的不幸去世所引发的愤怒，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关乎知青整体命运的集体反抗行动。

在经历了两日的激烈对峙之后，知青们被迫接受了更为激进的措施。他们背负着徐玲先的遗体，踏上了通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漫长而艰辛的旅程。

云南省委迅速下达指令，强调工作必须精益求精，坚决避免矛盾激化升级。与此同时，一位中央领导也就此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国各地的建设兵团与边疆农场均收到上级部门发布的紧急通告，要求对知青的动向进行严密监控，防止事态进一步扩散。

知青向州委提三要求。

惩处医者，问责。

其次，我们亟需强化农场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确保未来能够有效遏制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第三，举办追思会，旨在缅怀已故亲人，正式追授其烈士的崇高荣誉，并向逝者的家属提供细致入微的抚慰与深切关怀。

尽管这要求并不算苛求，州领导却未能接受。随后，知青们在景洪策划了一场抬尸游行，观众们纷至沓来，场面蔚为壮观。

第四日，高层领导莅临现场，携带了上级部门正式的回应：首先，对涉事医师将进行严格的处分，并深入调查其责任；其次，徐玲同志将获得因公殉职的相关待遇，同时批准举行追悼会；再者，将进一步强化知青政策的执行力度，要求农场立即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并全面协调解决知青在生活各方面的实际问题。本次，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得到了基本满足。

然而，随着这支请愿队伍踏入景洪之外，他们出乎意料地遭遇了另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是一支正在罢工的队伍。在他们的旗帜上，醒目地印着两句振聋发聩的口号：“知青应得人！”“知青当返城！”

领导这场知青规模庞大的罢工活动的是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名叫丁惠民。他出自一个知识分子世家。

丁惠民激励着那些胸怀壮志的知青们：“难道你们甘心将一生献给这片土地？如今，我们掌控着命运的航船，要么选择永远扎根，要么勇敢地重返城市，别无他途！让我们高唱《国际歌》，我们不再祈求神明或君王的恩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救赎。《国际歌》所赞颂的青春时光，难道我们要让它在这里停滞不前？”

在短短数日之间，景洪农场的十二个分场知青齐心协力，迅速成立了“声援橄榄坝知青领导小组”。该组织发布的宣言中，丁惠民被公推为总指挥。这一变动来得突然，令云南省委措手不及，于是立即派遣了省、州联合工作组，与罢工的知青进行了面对面沟通。

省级及地方团队的领导以高姿态接待了知识青年代表团，并发表了一系列指导性讲话，此举激起了知识青年们的强烈反感。丁惠民敏锐地察觉到这些领导态度不诚恳，遂突然提出一个令他们陷入尴尬的问题：“尊敬的领导，我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不知道能否坦诚作答，在场的各位领导家中，是否还有子女正在乡村从事知青工作？”这一提问让领导们哑口无言。事实上，与会领导家中均无子女在乡村担任知青。这一事实激怒了领导们，他们对着丁惠民以及其他知识青年代表怒斥，情绪激动地拍案而起。

知青罢工代表离场示威。

在罢工行动的关键时刻，北京召开了中央知青工作会议，标志着会议的圆满落幕。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出会议的决议，犹如在燃烧的火焰上添了一把干柴，知青们心中的愤怒情绪越发激昂，对返回城市的渴望也更加坚定，不可动摇。

1978年12月14日，因罢工而聚集的一批知青，向州委提交了一份前往北方请愿的正式申请书，然而，他们并未收到任何回应。面对这一局面，他们毫不犹豫地自行组织起来，毅然踏上了北行的征途。自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再次迅速升级，一场新的较量也随之拉开帷幕。

北京高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存在鲜明分歧，矛盾尖锐。《四十条》并未真正代表众多老同志的心声，传闻中，邓副主席对知青问题已形成独到的见解，种种迹象均指向这一事实。

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另一位知青也收到了友人的来信。信中，友人的父亲刚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并向远在异地的好友详细透露了会议中透露的诸多内幕与细节。信中如此写道：“……我父亲说，知青们的困境终将得到解决，然而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急躁行事。”

我们的任务在于代表云南农垦的十万知识青年，亲自向党中央及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呈递请愿书，并对上山下乡十年间所暴露的诸多错误与问题进行口头汇报。我们坚守的宗旨与使命，即如实将农垦知识青年共同的愿望——大返城的心声，传达至尊敬的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我们的诉求既符合情理，又与党的意志、人民的意愿以及历史发展的趋势相契合。我们深信，一旦党中央洞察到农垦知识青年的真实状况，必将对我们的合理且正当诉求表示同情与理解。

历经一番激烈的角逐，知青请愿团终获胜利，战胜了省、州工作组，顺利抵达昆明，并正式入驻云南农垦总局的招待所。

“云南省委办公厅向知青代表请愿团发出信函，明确指出中央原则上不支持你们的北京之行。我们期待你们能立即返回农场，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推动生产力的提升，并积极配合当地党委，切实执行好知青相关政策。”

省委领导的表情沉重如石，语气坚定而严肃地再次强调：“同志们，你们务必立即停止一切可能破坏安定团结的行为，毫不犹豫地返回农场，全心全意投入到革命与生产的伟大事业中去。否则，你们将铸成更加严重的过错！”

数位知青代表低声交谈了片刻，丁惠民随即起身，语气坚定地发表声明：“恳请各位领导同志将此事上报中央。我们肩负着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托，特地来到北京表达诉求。我们的决心毫不动摇：除非达成既定目标，否则我们将持续抗争到底！”

12月28日午后，知青北上请愿团中，近百名代表高举旗帜，毅然决然地踏入铁路轨道，于昆明火车站东侧约两公里的羊方凹地集体卧轨，以表达其抗议之情。此举导致当天从昆明始发的多趟客运及货运列车受到阻碍；与此同时，昆明至京沪、京广、陇海三大铁路干线的主要线路亦被迫暂时中断。

消息如风般迅速传遍祖国大地，激起了全民的强烈震动。成千上万的昆明市民与学生，不畏严寒，纷纷涌向羊方凹，争相一睹这难得的壮观景象。当晚，省、市委迅速派出工作组抵达现场，耐心进行说服和劝阻。与此同时，大批军警接到紧急指令，火速赶往羊方凹，随时待命采取必要行动。

经过六十个小时的风雨洗礼，铁路线依然坚定地阻挡着前行的道路，即使是悄无声息地向中越边界驶去的军用列车，也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它的行进。

在经历了连续三天三夜的紧张局势后，云南知青群体的大规模卧轨事件终于引起了北京最高领导层的密切关注。

12月31日凌晨，北京方面迅速向云南发出紧急通知，正式核准了知青请愿团进京发声的请求，并明确要求，参与人员数量需严格限定在30人之内。

喜讯如春风吹拂羊方凹，欢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然而，在这喜悦的余波尚未平息之时，知青们又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他们凭借着不屈不挠的努力，最终以实际行动震撼了北京，赢得了应有的尊严。1979年1月2日，一场大雪才刚刚停歇，北京火车站迎来了这些身着单薄衣衫的云南知青。丁惠民站在月台上，环顾四周，却并未发现有任何迎接他们或安排与中央首长会面的迹象。内心的不屑与冷漠激起了他胸中的一团怒火，他随即下达了命令：“全体集合，高举我们的旗帜，列队前行。目标，人民英雄纪念碑，出发！”

三十名男女知青，肤色因日晒而显得黝黑，着装虽略显随意，却难掩他们身上那风尘仆仆的痕迹。他们面容庄重，井然有序地分为两队。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声，他们缓缓向天安门广场迈进。一面布满褶皱的大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作响，旗帜上鲜明地印着“云南农垦知青首批赴京请愿团”的字样。

连日来，北京城内热闹非凡，市民们、知青家长们，以及成群结队回乡共庆佳节的知识青年们，纷纷涌向广场，为云南知青请愿团呐喊助威。各式各样的食品、饮料和保暖衣物堆积如山。众多外国记者纷纷举起相机，把中国知识青年的感人故事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月3日的午后，两位身着中山装的男士在熙攘的人群中穿行，最终来到了知青们的聚集点。在出示相关证件并进行简短自我介绍后，他们诚挚地问道：“丁惠民同志在吗？请大家跟随我们一同前往招待所，我们即将入住。中央领导将于明日亲自接见大家。”

云南的知青代表们，历经等待，终于迎来了中央领导的亲自接见。国务院副总理王震与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在耐心倾听他们对边疆农场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进行汇报后，相继发表了充满深情的讲话。领导们的言辞真挚动人，不仅为知青们带来了慰藉，更极大地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同时巧妙地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微妙的批评。

“肩负新时代重任的你们，理应拓宽视野，拓展长远格局，我们对你们的未来抱有无限期待。你们的宝贵意见，我们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负责无误地传达至党中央。为此，中央特别派遣农林部副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亲临贵地区。你们返程之后，恳请协助农场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在会议即将画上句点之时，首长依次向知识青年代表伸出尊贵之手，以示敬意。接着，他以更加亲近的语调，直接呼唤丁惠民的名字，特意将他留到最后，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

1月24日，丁惠民等三位知青代表，以个人的名义向王震先生发送了一封电报，其字里行间流露出深刻的反省之情，倾诉了诸多发自肺腑的心声。

不久之后，中央领导人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并发表的重要讲话，以及知识青年们所撰写的自我反省电文，纷纷占据了全国各大报纸的显著版面，荣登各报头版的重要位置。

元旦佳节刚刚落下帷幕，一支来自云南省的工作团队便抵达了勐岗农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协助农场总部举办一场知青代表大会。

领导，系省知青办副主任，一位鬓边微染霜雪的老干部。他步上讲台，目光环顾四周，逐一掠过在场的每一位，随后开始朗读讲稿：“国营农场的广大青年职工们，坚守在生产一线的青年工人、干部，以及在座的各位党员和团员同志……”

那些下乡的年轻人顿时惊愕：“请问，您能否重复一下刚才最初的那句话？”

助手未能领会听众的深层含义，便机械地重复了原话。此言一出，现场瞬间变得喧哗，仿佛煮沸的油锅，众人纷纷质问：“明明曾是知青，为何你们如此作为？十年的辛劳难道就这样被浪费？”

会堂之内，瞬间涌动起一片骚动，知青们的怒火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情绪激动的甚至有人无法自抑，痛哭失声。众人如潮水般涌向台前，纷纷向副主任提出质疑。此刻，副主任方才意识到，自己在开场白中的一句话已点燃了众人的怒火。尽管面对众人的责问，他仍旧试图为自己进行辩护，声称此举是根据中央最新颁布的《四十条》规定行事，坚称自己并无任何过错……

在呼唤捍卫个人权益的浪潮中，饱经沧桑的知青辅导员龙胜云挺身而出，他意志坚定的声音迅速获得了众人的拥护：“亲爱的知识青年朋友们，我们是响应党的召唤和毛主席的号召，投身边疆，扎根农村的兵团知青，这是我们应有的认知。然而，在兵团解散和‘文革’落幕之后，为何还有人对我们的知青身份进行篡改，剥夺我们应得的知青待遇和回城机会？我们无法接受《四十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论是谁的言论，无论哪个层级的领导指示，如果背离事实，不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都将坚决抵制！”

知青罢工再起。

此刻，一支自称隶属于中央调查组的六人团队已抵达勐岗。

勐岗农场的青年们以崇高的敬意迎接了中央调查组的尊贵客人：成千上万的青年们从农场中走出，沿着绵延数公里的道路，热情洋溢地集结于公路两侧。在农场的大门前，一座缀满五彩鲜花的牌楼巍然耸立，彩旗猎猎飘扬，横幅上赫然书写着“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北京亲人”。

每名知青心中都洋溢着期盼，坚信随着中央调查组对农场知青现状的深入了解，那些《四十条》中显现的不公条款终将迎来合理的调整。

调查组成员的内心掀起了阵阵不安的波澜。此次的任务并非旨在解决实际问题，而是肩负着传播《四十条》及解读相关文件的重任。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以调查为名，进行的一场表面文章。更让他们感到棘手的是，他们并非真正受到北京方面的派遣。

察觉被骗的知青们怒气冲天，纷纷涌现出冲上前台的冲动，意图对那些冒充中央调查组成员的人予以惩戒。幸亏罢工指挥部迅速作出决断，紧急疏散了这些假冒的调查组成员，并迅速将他们驱逐出境，这才成功遏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罢工指挥部迅速作出决断，自即日始，将罢工等级提升至更高一级，并已向中央及省委发出了紧急通报。若在接下来的三天内，尚未有真正的中央调查组抵达勐岗农场，并对知青们的正当要求作出妥善处理，勐岗农场的知识青年们将发起一场共和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千人大规模绝食抗议行动。

他们齐声高呼出一句铿锵激昂的口号：“誓死守护家园，宁为玉碎！”

短短三天，光阴似箭，转瞬即逝。然而，随着1月23日晚上7点钟的整点敲响，电力接入的最后期限已悄无声息地降临，但中央调查组依旧音讯全无。

随着夜色渐浓，九点钟的钟声悠扬响起，首批响应绝食行动的男女知青，总计311名，纷纷聚集至露天会场。在庄重而肃穆的宣誓声中，他们依次步入绝食的行列。

他们的宣誓仪式，弥漫着中华民族的深厚底蕴，每位参与者手捧一碗酒，以鲜血为誓，紧随其后，一同跪地，面向故乡，右手紧握拳，誓言声如同洪钟，响彻云霄。这一幕悲壮而古朴的宣誓景象，令在场的每一个人和旁观者都情不自禁地被那份豪情壮志深深触动。万余名知青为即将踏上绝食征途的勇士们送行，泪水如同春雨般洒落，哭声震天动地，令天地为之动容。

数分钟后，一份精心准备好的电报稿经由电话线路迅速送达县城邮电局的值班室。此后，每隔两个小时，勐岗农场的知识青年们，以罢工指挥部的名义，向县、州、省委乃至北京发送电报，定期汇报绝食抗议的最新进展。

当知青们发起绝食抗议之际，中央派遣的调查小组迅速抵达勐岗，其组长鲁田亲自领队。鲁田，身为农林部副部长和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同时担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是一位历经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老干部。

岁初伊始，他担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踏上云南的土地，进行实地调研，旨在妥善应对农场知识青年引发的严重罢工风波。他的首个目的地是西双版纳，亲自见证了当地边陲农场的困苦与纷乱，心中不由自主地涌动着深深的感触。

在橄榄坝的农场里，一群年轻的插队者们为鲁田精心烹制了一锅所谓的“鲜鱼汤”。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所谓的“鲜鱼汤”中竟然没有一条鱼的踪迹，汤汁苦涩，腥臭味扑鼻。原来，这些青年误将河中覆盖着绿苔的鹅卵石投入锅中炖煮，却仍旧宣称其为“鲜鱼汤”。在这片土地上，青年插队者们每年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不得不依靠这种所谓的“鲜鱼汤”来维持生计。

鲁田目睹了那些矮小而潮湿的草屋，其屋顶已变得漆黑一片，密布着无数破洞。屋内的墙角和床下，竟然滋生出丛生的野蘑菇。在这般极端简陋的住所中，每间屋子里竟然容纳着两对乃至更多的未婚男女知青。其中，不少人的孩子已经年幼至两三岁。

在勐腊农场的土地上，鲁田目睹了一场令他心绪激荡的场景：众多男知青纷纷解去衣衫，身上那片片斑驳的疤痕似乎刻下了他们兵团生活的深刻痕迹。鲁田了解到，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揭示了知青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健康危机：伤病率之高令人瞠目，贫血的比率几乎逼近百分之百，营养不良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其比例亦高达百分之百。此外，胃病、肠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的患者比例亦高达百分之百，而在女知青中，患有痛经和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的人数也几乎占据了百分之百。更为令人痛心的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其中自杀率更是所有死亡率中居于首位。

这一现象暴露了全国知青所面临的生活环境的艰苦状况。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质意义与实际成效，我们究竟应如何进行评价，以及是否应当继续坚持这一政策，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鲁田回忆道，在那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中央高层领导频现，不断重申必须坚持“既定方针”，坚定不移地继续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正是由于会议期间激烈的讨论，相关决议才经历了重重困难，最终得以艰难通过。

鲁田也听说了，最近北京流传着邓小平一句不无幽默的话：“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鲁田想，小平同志的话绝非出于偶然，这也许正是那位大智大勇，经历过许多次风浪的老革命家放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试探气球。

应广大知青们的普遍强烈要求，调查组与知青们的见面大会迅速在山坡上的露天场地中央拉开帷幕。中央调查组的领导们应约登上了主席台，就坐其间，而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们则占据了台前位置，与后排整齐排列的知青队伍紧密相邻。

环视四周，会场的每一寸土地以及坡道之上，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知识青年的身影。主席台宛如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岛，被汹涌的知识青年人群所包围。鲁田心中突然浮现出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我们并非仅仅是青年职工，我们恳切地请求，请归还我们作为知识青年的独特身份！”

鲁田的脸上泛起一丝焦虑的神色，然而他深知，遵循中央的指示，对这一事件进行“妥善处理”是当务之急。他紧握话筒，声音低沉而坚定，开始耐心劝导。他首先阐述了罢工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接着引用了中央的决策，旨在唤醒大家的理性思考。他希望众人能够保持耐心，共同期待那即将到来的美好未来。

台下的知青们显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色，他们不愿再继续倾听。在此之际，担任知青罢工副指挥的吴向东同志，一位来自北京的同志，果断地走上了讲台，紧紧握住话筒，正准备开口：“首都的领导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然而，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颤抖，话语也随之暂时中断。

在舞台的幕后，一片沉寂。鲁田独处于角落，显得些许慌乱无措。一股不祥的预感，在心头悄无声息地滋生蔓延。

吴向东终于发声，语气沉厚而坚定：“我，吴向东，一名在1969年响应国家召唤，毅然投身农村的北京知青，今日站在这个讲台上，面对远道而来的北京故乡的首长与亲人，以及与我同舟共济的知青朋友们，我有几句话想要倾诉，愿大家永记于心。这，是我这个三十岁的男知青，对这个世界最坦诚的告白。我已经竭尽全力，以此回报大家的信任。接下来，我将讲述那段岁月的艰辛与不幸，传达一代知青的心声，表达我们迫切回城的愿望。在我即将结束发言的时刻，为了捍卫一名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位血肉之躯的尊严，也为了驳斥那不实的‘农场青年职工’身份，我决定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我的抗议！”话语落下，他转身面向全体调查组成员，从裤兜中迅速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划破手腕，鲜血瞬间如泉水般涌出。在众人反应不及之际，这位勇敢的知青，带着微笑，缓缓地倒在了地上。

警笛尖锐刺耳，救护车疾驰而过，将伤者紧急送往医院，会场霎时陷入喧嚣与骚动的漩涡。鲁田眼眶湿润，他未曾料想到，现行知青政策竟会对他们带来如此深重的创伤。作为刽子手的罪恶感，在他心底激荡不已。

尊敬的知识青年同仁们，对于你们孜孜不倦的奋斗，我深感由衷的感激与敬佩。

台下的知识青年们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掌声如潮水般汹涌，持续了十几分钟，久久未能平息。

不久之后，鲁田向台下的知青朋友们坦诚，他也育有两个子女，他们曾在农村的集体中插队劳动。尽管他自己也曾在漫长的岁月里遭受打压，直到去年才终于得以回归工作岗位，但他对知青们所承受的艰难与迫切需求感同身受。尽管如此，他依然恳切地请求大家保持耐心，静候中央全面审慎考虑，分阶段、逐步解决这一复杂棘手的问题。

然而，知青们迫切地盼望着终结那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的等待。其中一位来自四川的女知青，因病魔缠身，心脏病重症，她蹒跚地走上台前，蓦地跪倒在鲁田的脚下，泪水横飞：“伯伯啊，伯伯，请您伸出援手，拯救我们，拯救这些命途多舛的兄弟姐妹们……”

女知青的泪水和言语，激起了台下成千上万知青的心声，他们纷纷跪地，向台上的中央领导献上崇高的敬意，一同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哭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仿佛连大地都为之颤抖！

鲁田悲痛欲绝，泪水如同泉涌，难以自制。他凝视着眼前那位跪地的女知青，以及台下数万同样跪地不起的知青，内心深感肩负的责任沉重如山，几乎令他窒息。

他缓缓扶起那位女知青，面朝话筒，语气凝重地说道：“亲爱的知识青年同志们，请你们的孩子起身。我已经下定决心，即刻通过电话向党中央汇报，如实转达你们的回城愿望和心声。”这位长者毫不犹豫，即便这可能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他仍毅然决然地站出来，为那些身处困境的知青们发声。

破晓时分，五点钟整，鲁田在历经数十小时不间断的远程通话之后，面容略显疲惫地重返会场，走上主席台。他紧握话筒，嗓音略带沙哑，面对一片肃穆的知青行列，真挚地说：“亲爱的知识青年朋友们，此刻，我郑重回应大家的问题。在此，我恳请那些正在绝食的同志们，立即恢复正常的饮食。同时，我期待全体知识青年放下罢工，重返工作岗位，投身于革命与生产的伟大征程。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诉求，必将得到妥善的解决！”

在持续的沉静之后，整个场地突然被狂欢的浪潮所淹没，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人们兴奋地跺脚、挥舞着手掌，其中一些人因激动而泪流满面，放声痛哭。众多知青怀着激动的心情涌向绝食现场，将他们的英雄高举过头顶，抛向空中，一同欢庆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

我们应当首要致力于推动农场的发展，力图将知青团队牢固地扎根于农场之中。这无疑是最根本的策略，然而，达成这一目标的过程却充满重重挑战，宛如空中楼阁，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对于需要召回城市的人员，我们可以参照过往处理病退和困退的相关规定来执行具体操作。

此外，当城镇职工面临离职或步入退休生活时，他们享有将自身在农场工作的子女纳入就业范畴的权益。

第四点，自1979年开始，曾效力于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在完成服役并退役复员后，得以回归故土，并享有相应的就业安置机会。

第五项，在选拔城市工人之际，不妨考虑与本市农场协商，对下乡的知识青年进行合理调配。

第六，对于那些自愿从上海郊区迁徙至云南农场的青年，若他们怀揣着返回故土的愿望，社队应秉持开放态度，受理并妥善处理他们的返乡申请。

1979年二月，云南迅速集结了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及昆明的各界领导，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全面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六条”指示精神。这一消息犹如闪电，迅速在云南垦区的众多农场间传开，引发了知青们的热烈讨论。不久，一股知青返城的潮流便从云南席卷至全国。

上山下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