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郁言债市

访谈金句分享

我们强调“组合思维+定量手段”的做法。“组合思维”指的是，固收+要同时体现出我们在资产配置和回撤管理的竞争力；“定量手段”指的是，在获得超额收益的过程中，要有系统化、规则化的策略体系支撑，从而提高组合收益的可持续性和策略的可复制性。

如何做资产配置？首先，要确定长期的含权中枢，即SAA（战略资产配置），这和产品定位相关。其次，在中短期TAA（战术资产配置）层面上，要把握好三个原则加一个体系。三个原则，一是做匹配的工作，而不是做预测的工作；二是做资产之间的协同；三是做股债之间的平衡。

如何控制回撤？我们对于回撤的管理是全流程的，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事前，我们要明确每一个产品的回撤目标；事中，我们希望加强组合运行过程的稳健性，尽量减少在实际回撤后被迫砍仓的次数；事后，即如果已经出现了回撤，并且威胁到了回撤目标的管理，此时需要降低敞口。

如何对固收＋的三类资产做量化管理？对于股票的量化管理，首先要制定一个清晰的类属基准，然后围绕这个基准，制定一个实现超额收益的策略；对于转债的量化管理，我们希望能够折价去买转债的不对称性；对于纯债的量化管理，我们也有择时和择券两套体系策略。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细节的量化手段或者写代码的能力，而是我们对于资产定价逻辑的理解，然后通过量化策略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使其能够稳定、规则地实现。

对固收＋的三类资产，后续应该关注哪些因子？这一轮股债行情的切换，资金维度的变化是主导力量，体现在股票和债券夏普比率的收敛——股票的夏普比率在改善，而债券的夏普比率在下降 。这可能驱动着全市场泛固收类的资金在低利率、高波动的环境下，向含权策略和资产迁移，这个力量对于资产定价的主导性比较突出。

对于突发事件，我们应该基于弱者的角度，结合资产本身的估值水平和对突发事件的计价程度，检查组合是否有需要调整的风险敞口。对于债券资产，由于现在并未恢复到盈亏比优势特别强的状态，所以股债对冲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感谢大家对郁见投资的关注，第134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银华基金冯帆。

冯帆，从业12年，现任银华基金养老金及多资产投资管理部，股债混合团队基金经理、投资经理。曾任华夏未来资本宏观策略研究员；2015年8月加盟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宏观利率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01

请问您认为固收+产品的投资定位、投资思路和特征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固收+产品首先会按照风险收益特征做分档：从低波的追求绝对收益型产品，到中低波、中波、中高波，一直到高波。不同风险收益特征的分档下，产品的含权仓位中枢及其波动区间都会有区别，并且资产和子策略的组合方式也不一样，比如在低波分档中，可能会有纯债+转债的一级债基策略产品；在中波或者中高波分档中，可能会采用股票+转债+纯债的综合做法。但共同的特点是，在各自的波动定位下，我们都要做到有效承担风险的目标，即组合的含权敞口要有特定的盈亏比特征，力争上涨弹性大于下跌弹性，在每一轮市场波动过后力争实现产品净值的不断创新高。总而言之，我们会在每一个波动定位下追求卡玛比率的优化。

其次，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固收+产品，我们都会强调“组合思维+定量手段”的做法。“组合思维”指的是，我们希望固收+产品不是简单地将股票、转债、纯债进行拼接，而是要同时体现出我们在资产配置和回撤管理的竞争力。“定量手段”指的是，我们希望在细分资产上努力获得超额收益的过程中，有系统化、规则化的策略体系支撑，而不是基于阶段性主观观点的表达，这样才能提高组合收益的可持续性和策略的可复制性。

02

请问您具体是如何做资产配置的，又如何控制回撤？

资产配置方面，固收+是一个整体，客户最终拿到的是整个产品的管理结果，而不是某类资产的超额收益。所以，我们希望通过组合层面的有效管理达到1+1>2的效果，从而在长期维度下让固收+产品呈现出更好的风险收益特征。

在具体实现上，组合思维体现在资产配置和回撤管理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单从某类资产超额的维度去解决问题，尤其是资产配置。与权益产品不同，固收+产品始终面临着调整资产权重的难题，如果做错了，对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伤害非常大。所以，我们希望把资产配置这个复杂且重要的难题，尽量落地为一套可执行的标准。

首先，要确定长期的含权中枢，即SAA（战略资产配置），这和产品定位相关。比如银华增强收益被定位到中高波，其长期的股票与转债中枢也相应明确下来，这就有了一个长期的配置中枢。

其次，就是决定什么时候高于该配置中枢，什么时候低于该配置中枢，这就涉及到了中短期TAA（战术资产配置）层面的问题。在这一层面，我们要争取比主观预测更加的规则化和科学化。就我而言，要把握好三个原则加一个体系。

三个原则，一是做匹配的工作，而不是做预测的工作。预测是指预判宏观环境和资产价格涨跌，然后押注到超配或者低配的方向上，为的是赚取能够持续准确预测的钱。但我们想做的是匹配的工作，希望先把现在的宏观环境和资产价格水平刻画清楚，然后与我们当下的配置结构做对比，看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就做校正。总的来说，就是总是把当前理解好、做到位，而不是寄希望于准确预测未来。

二是做资产之间的协同。固收+的产品形式提供了一个多资产多策略的平台，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当含权敞口在资产配置层面制定下来后，就会涉及到风险预算的分配问题——具体是分配给股票多，还是分配给转债多，这就要比较两类资产的盈亏比。比如：从2024年四季度到2025年一季度的这段时间，我们认为转债的盈亏比优势更突出，因此在风险预算上是关注转债的；但从二季度开始，随着转债的估值逐步修复到位，甚至进一步攀升至历史高位，我们就逐渐降低转债的关注，相应提高股票的关注水平。总的来说，我们希望总是把风险预算分配给有盈亏比优势的类属资产上，力争使得整个含权仓位处于有性价比的状态。

三是做股债之间的平衡。在含权仓位确定之后，我们希望在配置层面去讨论债券组合的久期问题。当然，前提是债券资产本身作为风险资产的对冲工具，其成本要合理。一个反例是，今年年初债券的估值过度计价了降息预期，此时债券作为组合对冲工具的成本是偏贵的，保持高久期不但难以对冲风险资产的波动，甚至可能引入新的波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固守“高含权仓位对应高久期”的原则，而是选择了相对较低的久期水平。但在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股债之间找到一种平衡，长期视角下实现优化组合夏普比的作用。

一个体系——胜率、赔率的打分体系。建立这样一个打分体系，核心是希望能够全面、客观地描述当前的宏观配置环境以及资产计价程度。我们并不指望这个打分体系成为一个精准的择时模型，能够在市场的绝对顶部精准地发出逃顶的信号，或者在市场的绝对底部精准地发出抄底信号。事实上，除了过拟合的策略外，很难有一个高胜率的方案能够实现精准择时。我们更希望做的是“模糊的正确”——通过这样的定量体系，能够帮助我们把大类资产处于相对优势和劣势的阶段刻画出来，进而帮助我们做资产排序和风险管理。

在胜率的维度上，我们会借助一些自上而下的指标，例如增长类的因子、广义信用类的因子、通胀因子、流动性因子和资金动向的因子。通过定量刻画这些宏观因子，我们大体上能够刻画周期的位置、变化的方向&斜率和整体宏观环境的热度。

在赔率的维度上，我们会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捕捉，例如资产本身的估值水平和资产之间的相对比价。同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中短期维度的信息，例如情绪面、交易拥挤度和衍生品市场的信息。

最终，将胜率和赔率综合起来，通过投票机制给出信号。我们希望它是一个低频有效的信号系统，在大部分时候可以不发出信号，这时候我们就专注于不犯错，同时力争做细分资产上的超额收益。但在少数出现明确信号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重视，去看信号发出的逻辑，并且审视我们当下的资产配置结构是否处于匹配状态。总而言之，要尽量避免沉浸于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或者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的维度，以胜率和赔率的综合视角去把握那些相对全面和客观的变化。

在回撤管理上，不管是以绝对收益为目标的低波产品，还是中高波产品，我们都重视回撤控制，毕竟固收+如果只攻不守，在长期看也难以实现好的结果。我们对于回撤的管理是全流程的，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

事前，我们要明确每一个产品的回撤目标。追求绝对收益的产品比较明确，是一些比较硬性的目标，比如年度正收益目标以及最大回撤不能超过给定值。对于相对收益产品或者中波以上的产品，就要在含权中枢下，利用长期的年化收益目标和卡玛比率目标，倒算出回撤目标。例如中高波产品的年化预期收益目标约为6%到8%，卡玛比率目标是1.5倍以上，倒算出最大回撤目标约为4%到5%。这样形成了一个回撤的锚，从而帮助我们长期实现上涨弹性大于下跌弹性的管理目标。

事中，我们希望加强组合运行过程的稳健性，尽量减少在实际回撤后被迫砍仓的次数。事后砍仓的回撤管理方式非常被动，因为在市场深V调整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减在底部，最终导致磨损很大。所以在事中，就要尽量降低被迫事后应对的次数，尽量把风险消化于无形。其中有两点比较重要。一是在细分资产的策略构建当中，要把安全边际和估值保护放到相对重要的位置。我们在构建股票的量化策略和转债的择券策略时，都会尽可能规避过高估值的资产，从而大幅降低击穿最大回撤目标的可能性。二是警惕细分资产以及子策略进入阶段性强正相关的时段，因为这种情况对应着组合面临很突出的共同风险暴露，往往容易击穿最大回撤目标，这时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一些应对措施。以上两个方面相结合，就可以通过提高组合运行的稳健性，减少被迫事后应对的次数。

事后，即如果已经出现了回撤，并且威胁到了回撤目标的管理，此时需要降低敞口。但更重要的是，要同时明确在什么条件下再加回来，以及加多少。这里可以借助定量手段来制定仓位回填策略，例如细分资产CPPI与组合风险预算分配相结合的机制。

03

请问对于固收+涉及到的三类资产（股票、转债和纯债），该如何去做量化管理？

在类属策略的实现上，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尽量避免基于主观的阶段性观点去追求超额收益。主观性观点时对时错，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很难把握。我们希望获得超额收益的背后，有一个稳定有效的策略系统作支撑，这就是我们选择量化策略的原因。

落脚到三类资产，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类属资产超额收益的问题，而仓位的问题我们已在资产配置层面讨论。

关于股票的量化管理，首先要制定一个清晰的类属基准，比如不同的产品上，分别以中证800、中证A500、红利低波等作为类属基准。然后围绕这个基准，制定一个实现超额收益的策略。

股票是我们量化成色最高的细分资产，我们通过纯量化策略进行运作，不做主观风格或者赛道的选择。具体来说，我们以多因子策略为核心做指数增强策略。例如中证800增强，我们是以基本面因子为主，进行低频指增策略。目标是在样本池内部找到长期有超额能力且稳定的优质单因子，然后在低相关性的各个维度下聚类整合，最终打分排序，从而在中证800中筛选出100只股票。这样选出的组合就不会偏配风格或者赛道，且有望能够穿越短期的风格、赛道、行业和周期，淡化对市场阶段性热点的纠结，持续稳健地积累超额收益。

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我们还会把800只股票进一步切分为300+500，对应每个样本池里有效的单因子和处理方式会有区别。单一因子类型（如成长、质量类）的有效性往往呈现周期性特征，但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类型因子的组合，通过“此消彼长”的互补效应，力争积累相对中证800的超额收益。

那么，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因子？我们筛选的维度，和主动股基经理的选股框架比较接近。我们会去关注一些大的维度，比如：估值维度、质量维度、成长维度和量价维度。当然，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我们在每个维度内部，都会做因子挖掘，找到在样本池里的有效因子。比如，在成长维度下可能有好几个有效的单因子，它们在构建的逻辑和捕捉的有效信息上可能有差别，并且相关性不高。我们会把这几个有效因子做聚类，最终实现多因子打分筛选的过程。当然具体因子的挖掘，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目前我们是以基本面因子为主。

另外，我们希望策略本身是可解释的。尽管基于机器学习的选股策略有锐度，但在阶段性失效的时候，它的可解释性不强，从而导致不知道要如何改进。因此，从产品运作角度来说，完全利用机器学习来选股的潜在风险较大，我们更希望在固收+的平台上持续稳定地积累超额收益。

对于转债的量化管理，我们希望能够折价去买转债的不对称性。所以从这个目标出发，“折价”和“不对称性”的计算一定会涉及到定量的筛选标准。这中间分成几个层次。首先，从绝对定价的方法出发，对市场上的存量转债进行统一标尺下的理论定价，再与实际的交易价格相比较，这样每只转债就会有对应的折溢价状态。然后，将转债的折溢价幅度排序，筛选出相对折价排在前三分之一的转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体上能够把有期权定价优势的转债初筛出来，力争保证转债组合整体的风险收益特性。

在初筛的基础上，我们将这些转债分为偏股型、平衡型和偏债型，再对处于不同价格带的转债做指标增强。当然，对于不同类型的转债，增强的指标会有区别，比如偏股型转债在正股层面会和股票量化策略共享一些因子；平衡型转债主要考虑其凸性，以及为凸性所支付的成本；偏债型转债，主要考虑其真实的债底有多高（决定了它的安全边际），以及更重要的是波动率上升潜力（决定了其期权价值恢复的能力）。做完不同类型转债的指标增强后，我们最终筛选出一个量化组合，理论上就可以直接跑实盘了。

但是我们发现，转债还有一些别的维度难以完全通过量化方式进行刻画，例如条款博弈和信用风险。因此，我们还需要再加一道主动增强的步骤。我们会把任务下放给转债研究团队，请他们提供一些单纯从量化维度无法充分定价的信息。经过主动增强的处理后，一些个券可能会从组合中剔除，而另一些个券由于叠加了额外的定价信息，重视程度可能会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先用量化的方式构建组合，保证整个转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后，再考虑主动增强的问题。不能因为研究员对某一只股票跟踪得很好，就去买对应的转债，这可能会导致落地到转债层面的风险收益特征变形。拉长时间来看，我们的策略从量化维度上有望跑赢中证转债指数；加上主动增强后，我们力争把尾部风险规避掉，同时也有望能够覆盖一些个券额外的增量信息。

对于纯债，我们也有择时和择券两套体系策略。择时方面，和资产配置打分模型类似，都是从胜率和赔率出发，但我们会根据债券本身的资产属性做“本地化”的调整。比如在债券的择时框架下，我们会把打分体系拆解成宏观基本面维度的指标因子、资金面维度的指标因子、微观交易情绪和机构行为类的指标因子。最终通过这种综合的打分机制，回答接下来一段时间策略方向的问题（例如久期策略是否占优）。在这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择券策略。例如，如果久期策略占优，我们可能就要在久期类资产中挑选个券，是买国债、地方债还是政金债，是买超长债、长债还是中短债；如果久期策略不占优，我们可能就会采用Carry策略去运作，在信用类品种中寻找利差轮动的机会。

总而言之，先择时再择券。我个人认为，严格来说这不能算作量化策略，而更像是以定量的方式去制定短期策略思路，以及比较各品种、期限债券的持有期收益。如果仅靠肉眼，只能在两两债券之间比较，而我们如果要进行全局、系统的跟踪与比较，则需要一个定量系统。

04

请问您在信用品种上，估值性价比外是否会关注债券的流动性问题？

我们主要关注债券的估值性价比，毕竟我们做的是凸点轮动的策略，以便于在长期能够有效地积累超额收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尽量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去遵守这个策略。那些流动性特别差、信用下沉的债券本身就不在固收+的考虑范围之内。

05

请问你们量化策略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细节的量化手段或者写代码的能力，而是我们对于资产定价逻辑的理解，然后通过量化策略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使其能够稳定、规则地实现。通过回溯，我们可以知道策略在过去的长期风险收益特征，在当下运行过程中的归因分析，以及在未来可以迭代改进的方向。

06

请问对于股票、转债和纯债这三类资产，后续分别应该关注哪些因子？

从胜率和赔率的打分体系出发，我们发现，在过去一段时间都没有明确的胜负手，这就指示我们要围绕产品的定位和配置中枢专心做好结构。同时，宏观基本面维度的变化相对缓慢，对于资产定价的敏感度也不高，但资金维度的变化值得重视。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轮股债行情的切换，资金维度的变化是主导力量，体现在股票和债券夏普比率的收敛——股票的夏普比率在改善，而债券的夏普比率在下降。这可能驱动着全市场泛固收类的资金在低利率、高波动的环境下，向含权策略和资产迁移，这个力量对于资产定价的主导性比较突出。

从这个框架出发，资金是核心矛盾，所以我们去关注资金参与的广泛程度。比如有些类型的资金启动得早且充分，但是居民资金、外资、公募新发和主动股基的规模都还相对滞后，因此目前资金的广度还不充分。我们也会监测资金的强度，有没有在中期维度下达到极值状态。目前来看，表现突出的融资余额绝对规模上升较快，但其与A股总市值的比例也并没有达到极值水平。此外，我们也会看资金驱动下的估值、情绪面和拥挤度层面的变化，如果都系统性地达到了中期极值的“亮灯”状态，意味着资金可能已充分参与，我们就会进行较大幅度的择时操作，例如系统性地降低含权资产的配置水平。但在此之前，主要还是做结构。

对于股票而言，Alpha层面有结构再平衡的趋势。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价值与成长的裂口，还是行业之间分化的烈度，都可能到了阶段性比较极致的状态。通过10月份关税事件的催化，结构再平衡的概率或加大。这个环境对于量化策略比较友好。只要不是缺乏长期逻辑的极致抱团行情，我们都可以力争利用市场不充分有效的定价状态来实现超额收益。

对于转债而言，随着估值达到历史性高位，其超额行情可能基本结束，相对于股票资产的盈亏比优势也可能暂时下降。但是站在资产配置维度上，只要不看空权益资产，转债作为权益敞口就还有存在的价值，只是高估值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参与方式，比如结构上要回避一些有潜在风险的个券。

对于纯债而言，短期来看，无论是收益率向上修正的程度、公募基金久期下降的速度，还是交易拥挤度的缓解，都指向纯债配置价值可能会有边际上的好转。但从估值维度来看，纯债并不处于显著超调状态，从交易拥挤度的瓦解上来看，也没有到情绪冰点。如果再考虑到年末机构止盈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纯债的系统性增配仍需要额外的风险补偿。

07

请问转债的超额行情结束后，其在组合中的定位是什么？

对于转债而言，投不投是资产配置维度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投是类属策略维度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对于二级债基而言，中低波的产品若股票仓位未满，可以考虑增加对股票的关注；中高波的产品若股票仓位已满，要保持含权敞口不低配，可以考虑有一定的转债敞口。对于一级债基，由于没有股票，如果完全不配转债，可能就相当于看空权益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从仓位管理的角度来说，可以考虑一定的转债。

但在转债的高估值状态下，要注意防范杀估值的风险。在择券维度，能够去防范风险的个券不多，所以要做聚焦，从而导致个券的集中度在这个阶段有所提高。对于二级债基来说，我们在保持总体含权仓位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对股票的关注+降低对转债的关注。目前全市场的转债按中位数来说，大多是股性转债，未来可能存在一定的杀估值风险。所以在这种盈亏比不太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考虑降低关注转债+精细化择券。

08

请问如何应对市场突发事件，例如特朗普的“变脸”？

对于突发事件，首先要清楚，我们并没有认知优势、信息优势和资金定价优势，所以不能寄希望于做出超越市场平均水平的预判。我们应该基于弱者的角度，结合资产本身的估值水平和对突发事件的计价程度，检查组合是否有需要调整的风险敞口。比如在10月突发的关税事件中，市场价格的右侧反应也比较快，所以在最终调整幅度有限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进行事后减仓的操作。不过在结构上，确实需要回避高估值的方向和资产。

对于债券资产，由于现在并未恢复到盈亏比优势特别强的状态，所以股债对冲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如果已经确定要右侧回避风险，可以考虑直接调节含权仓位，不要试图通过超长期国债进行对冲，这反而可能会增加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毕竟很多突发事件更多是情绪扰动，这时候做股债的大切换在逻辑上行不通。

09

请问市场发生调整后，该如何应对心理压力？

在投资中承受压力是一种常态，解决问题是解决压力的唯一路径。如果能找到业绩压力背后的原因、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改进投资策略，压力自然而然就会解决。

访谈日期：2025年10月

风险提示：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当您购买基金产品时，既可能按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您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产品法律文件和本风险揭示书，充分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本基金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风险揭示：一、依据投资对象的不同,基金分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中基金、商品基金等不同类型，您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您承担的风险也越大。二、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开放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开放式基金为百分之十，定期开放基金为百分之二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产品除外）时，您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申请的全部基金份额，或您赎回的款项可能延缓支付。三、您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四、特殊类型产品风险揭示:基金投资范围包括境外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受到各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税法、汇率、交易规则、结算、托管、境外证券市场以及其他运作风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上述因素的波动和变化可能会使相关基金资产面临潜在风险。此外，相关基金所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也存在采取某些管制措施的可能，如资本或外汇管制、对公司或行业的国有化、没收资产以及征收高额税收等，从而对基金收益以及基金资产带来不利影响。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适用不同法律、法规的原因，可能导致相关基金的某些投资行为在部分国家或地区受到限制或合同不能正常执行，从而使得基金资产面临损失的可能性。详情可见相关基金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章节。五、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醒您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您自行负担。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及相关机构不对基金投资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六、相关基金由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约定申请募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许可注册。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已通过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和基金管理人网站www.yhfund.com.cn进行了公开披露。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